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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飘在巴黎
新近搬了家,我住在一首诗的旁边。十六区,右岸偏左。
初次见面,和其他法国朋友一样,房东太太问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来法国?对于这个问题,我很少自问。我的南开校友、戴思杰先生在他的成名作《巴尔扎克与中国的小裁缝》中有很好的解释:一个小裁缝受到巴尔扎克书的影响,最后走出天高文化远的小山村。它说明,文化无孔不入、魔力无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回想我这些年读过的书,无意有缘,大多都和法国文化有些渊源。因此,来到法国继续学习,对我自己来说,并不意外。
对我最有影响的人不是巴尔扎克,而是罗曼·罗兰。罗兰这样描述法式乌托邦:“世界安宁、博爱、在和平中进步、人权、天赋平等。”其实,我对法国怀有某种情感,除了对这些大道理心存信念,还有一种近乎朴实的乡土之情——怀旧。在我仰望未来浩瀚的星空时,同样深爱着承载现在与过去的大地。道理是,只要你站得足够高,就会发现大地是星空的一部分。
法国人的怀旧之情是举世无双的。有的电台就取名为Nostalgie(怀旧)。怀旧,其实就是抚摸文明发黄的书页,怀念短暂一生的美好,它让人生与历史相逢,在眷恋到心痛的回味中,穷尽过去与未来。所以普鲁斯特意味深长地说,天堂只在那些已然逝去的日子里。
一个雨水涟涟的冬天,我在塞纳河边排了两个小时的长队,第一次走进了奥赛博物馆。很多年来,我一直喜欢印象派的画,尤其钟情凡高的《向日葵》与《星空》。当我爬着楼梯,快要走向凡高的展厅时,想着这些年来痴心不改,在愿望即将实现时忽然觉得愿望也疲惫不堪。手扶着楼梯,只是喃喃自语,“凡高,我来看你了!”
尽管在所有的藏品中,没有《向日葵》,也没有《婴孩》与《吃土豆的人们》,但我却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晒场上的生命、自画像、星空与教堂。油画不是印刷品,它是只能到现场看的,透过斑驳的画布、甚至已略显黯淡的色彩,你更可以看到无尽的岁月沧桑与隔世的心灵抚慰。在这里,画框虽已陈旧不堪,却为我们细心保留了文明的现场。
社会就是人类,历史就是人生。在法国,流通于欧元之前的法郎纸币是值得追忆的。
如今,无论是在大商场,还是跳蚤市场,除了欧元标价外,商人还会不厌其烦地换算出法郎。那里栖息的不只是拿破仑与黎塞留的政治野心,更有自启蒙时代以来思想巨子的人文之情——伏尔泰、孟德斯鸠、笛卡尔、莫里哀、哈辛、高乃依、夏多布里昂、雨果、德拉克瓦西、塞尚……法国人怀旧,其实更多的是怀人。
铜臭里飘着书香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在50法郎的纸币上看见圣埃克绪佩里与小王子,犹如第一次在巴黎书店里看到无数个版本的《小王子》、绢着法文“不要用眼睛,而是用心灵看”的方巾以及绣着“Le Petit Prince”的金色狐狸与白色小绵羊时,我因此明白一个民族是如何呵护一颗心的。它不像袁世凯,甫一“当选皇帝”,便心急火燎将自己的脑袋铸成“大头” 上了银元,以示“袁某人到此一游”,呵护一顶轮流坐庄的帽子。
书香里飘着些什么?
都是些故人名字。
在西岱岛旁,塞纳河两岸,排满了旧书摊。除了卖巴黎名胜的卡片与素描外,大多都是近一两百年间的旧书。那是一些固定在河沿上的简易铁箱子。从市容上考虑,这大概算是“私盖”或“官搭”,当被拆除。但很多年来,塞纳河边的旧书商并没有被清理走。政府对文化之重视与宽容使塞纳河水也有了朗朗的书香。
法国出版社十分重视作者的名字(有时会占到封面的三分之一),而不是用花里胡哨的书名,或忧国忧民担心你有了快感不喊;或“礼贤下体”,派“此处删去下半身数两”的庄之蝶将你诱奸。在法国,性是自由的,以“力比多”来勾引读者钱财的任务已交给了色情杂志或情趣商店的老板。出版商重视推出作者之名而非作品之名,一方面推销并鼓励了作者,同时也让作者因此对自己的名字负道义之责,不至于使小说家们集体“卖身献艺”。常有人文学者悲叹近代中国沦为“文化小国”,究其根源,与国人重标签而非思想,重书名而轻作者,重市场而轻人心不无关系。二十世纪后半叶,吾国剪刀加浆糊的学术武工队和着作装修队鱼贯而出,于是有了书香不足、腋臭有余的虚假繁荣。
初到巴黎,我的索邦校友、政治评论家陈彦先生给了我很多关怀。对于中国,他最痛心的是当下犬儒主义流行,冷漠与世故正在成为人们的护身符与安慰剂。几个月前,陈先生在一篇悼念李慎之的文章中说,“当代中国反思的特点不是思想的高度,而是步履之维艰。”让我唏嘘不已。细想下来,中国所以沦为“文化小国”,与吾民健忘、自卑或“自寻短见”亦不无关系。我们在制造天堂与将来时,却将过去或手边的美好东西扔掉了。我们不但遗忘了过去,也正在遗忘现在。中国人常说,人走茶凉。其实,一个民族,若不能热情地拥抱自己的祖先与子孙,茶从来就是凉的。就像黄宗羲、胡适、傅雷、顾准这些名字,只是星星点点地出现在几个淘书人的脑子里,却从未在道路上见着。旧朝新朝,路牌上多半是一统天下的“事迹”,却很少见到些民族精神的“人迹”。华族亿万,岂能在“人迹罕至”的道路上再造文明?
一个民族,不能只纪念一个人,否则它就被自我轻视。
文明的敌人是杀人放火,用秦始皇来解释就是焚书坑儒。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中国人出奇地愤怒了。其实,自楚霸王以来,中国人自己关起门来放火,细算已有两千年,并朝代相袭,因此有了阿Q“先前也阔过”式的文明。如今,中国进入转型期,也进入拆迁期,于无声处,许多“看不见的熊猫”正在消失,胡适先生“一点一滴地改造”,悲哀地沦落为“一点一滴地毁灭”。记得在国内时,有次拜访法国《解放报》的驻京记者韩石先生,当时他正准备搬家,因为他租用的四合院要拆了,当时他脸上的表情对于忙着多快好省搞建设的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谜。答案在我的巴黎同学阿兰的嘴里,“如果你拆光了你们文明的四合院,复制一个赝品的巴黎,巴黎若有知,巴黎也会愤怒。”
在许多法国人看来,继往开来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文明延续的金科玉律。没有过去、无视将来的消费者文明,其实不过是酒肉穿肠过的文明。有个道理是,只知道拆除过去的人,将来也会被人拆去,其结果是每一代都会在“拆迁”中疲于奔命。雕栏玉砌应犹在,古老的文明之墙上,用摩登的油漆写着斗大的“拆” 字。它有着鲜艳的白色,我却看到了黑暗。
我想,法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有点“祖先崇拜”的。只是,前者不是家族之爱,而是人类之爱;不是血缘之爱,而是智慧之爱。一个弥漫书香的民族,爱它的祖先,用他们光荣的名字温暖一座城市;爱它的子孙,为他们呵护过去与现在的一切人与物;爱他们自己,做一个幸福的人,甘于辛勤、奋斗一生,最后可以温暖地死去。
飘在巴黎,我住在一首诗的旁边。今夜我无心睡眠,踏过布热约街没足的梧桐树叶,独自倚在米哈博桥上,我竟又一次流下泪水,为了一座桥,一条河,一首诗。
诗的名字就叫《米哈博桥》(Le pont Mirabeau),是短命的天才诗人阿波利奈尔·吉洛姆写的,如今它被刻在米哈博桥头:
Sous le pont Mirabeau coule la Seine
Et nos amours
Faut-il qu’il m’en souvienne
La joie venait toujours après la peine
Vienne la nuit sonne l’heure
Les jours s’en vont je demeure
米哈博桥下,塞纳河流淌,
我们的爱,
是否值得萦心怀
但知苦尽终有甘来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敲响,
时光流逝了,我依然在
…… ……
在这里,我不只是我自己,我是一切人。日子走了,我还在;河水走了,桥还在。阵阵西风之中,那一刻,我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