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中国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刘红林 着
第一章 血与火铸成的精魂——赖和的人生之路
第一节 中华传统与闽台习俗的共同哺育
第二节 汉魂不朽——民族意识的潜在生长
第三节 “彰化妈祖”——人格修养与魅力的深刻体现
第二章 “奶母”与奠基者——赖和的新文学道路
第一节 忧时亦有枕戈心——新文学理念的创建 
第二节 呕心沥血的付出——新文学运动的推展
第三节 爱的大纛与憎的丰碑——与五四接轨的新文学创作
第三章 崇高地位与文学精神的完美表现——赖和小说
第一节 应时而生树立典范——赖和小说的概况及文学史地位
第二节 第二节 殖民地的悲哀与觉醒——赖和小说的叙事主题
第三节 开风气之先——赖和小说的艺术特点
第四章 进军号和里程碑——赖和散文
第一节 扫除暗夜的激越呼声——议论文梳理
第二节 剥析自我的心灵展示——经典作品分析
第三节 广泛意义上的杂性文体——杂文简析
第四节 滴血和忍痛的灵魂思索——《狱中日记》
第五章 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的赖和新诗
第一节 有巨大思想含量和丰富内容的诗歌主题
第二节 多元特征的艺术追求
第六章 梦绕神州路，心弥汉唐情——赖和传统诗谈片
第一节 在旧诗社中砥砺汉节
第二节 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性
第三节 传统诗中的家国观念辨析
第七章 赖和的意义
第一节 爱国主义的杰出典范
第二节 中国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光辉存在
第三节 论赖和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附录：赖和新文学作品简表
参考书目
后　　记
第一章　血与火铸成的精魂——赖和的人生之路
甲午战败导致乙未割台，中国台湾被从祖国分离出去，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那以后的半个世纪，日本殖民当局在中国台湾全面实行了集行政、军事、立法三权于一身的专制、独裁统治，目的是要把中国台湾变成日本永久的掠夺对象，永远奴役、宰割中国台湾人民。然而，不屈的中国台湾人民从《马关条约》签订后、日寇铁蹄迈向中国台湾的那一天起，就展开了一连串武装抗日斗争。虽然，这些武装斗争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有素的训练，更因清廷腐败而孤立无援，一次次地被配备现代化武器的日本军队和警察所击败，但中国台湾人民的抗日怒火是扑不灭的。志士们的鲜血，反而全面提高了中国台湾人民抗日的民族自觉。武力抗争牺牲太过惨重，失败了，他们就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运用非武力的手段，继续进行不懈的战斗。尤其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们，从惨痛的教训中总结经验，认识到要想把中国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的政治迫害、经济压榨，以及愚民教育的悲惨境遇中解救出来，必须首先唤起民众。于是，他们一步步展开深入群众的民族革命宣传活动，逐渐发展为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
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就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崛起，固然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自由民主思潮的刺激，但更是在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影响下萌芽和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旧文学已经无法担负其最初的抗日使命”。（陈昭瑛：《中国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中国台湾）正中书局1998年4月版，第194页。）一代中国台湾新文学的早期开拓者，结合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运动，推进文学革命，以求达到开启民智并实现民族解放的目的。赖和正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人能像赖和那样，对某一地区的文学发展具有特别的开拓意义。这当然是中国台湾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学环境，造就了赖和。
赖和原名赖河，字懒云，曾用笔名有甫三、安都生、走街先、灰等。他出生的当年，清廷在甲午海战中战败。翌年，中国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一岁的赖和即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子民。直到他1943年去世之后两年，中国台湾才脱离日本的统治。他的一生，是在残暴的殖民统治下度过的，耳濡目染，处处都是殖民者的横暴恣肆，掠夺欺凌。他也是伴随父老乡亲们的英勇反抗和血流成河的起义事件而成长起来的。他终其一生，也都是为了挣脱殖民者加在中国台湾人民身上的手铐脚镣而奋斗的。他那颗抗暴的中国台湾心，深蕴着民族自尊，洋溢着对祖国的耿耿情怀。
第一节　中华传统与闽台习俗的共同哺育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5月28日，中国台湾彰化街市仔尾一户殷实的人家中，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婴儿的祖父赖知、父亲赖天送、母亲戴氏允都喜不自禁，这是他们家的长子长孙啊！
赖家能有今天不容易。
早年，赖家也是个富户。咸丰十二年（1862年），彰化豪富戴潮春（小名万生）领导八卦会揭起反清的义旗，率众攻下彰化城，下令兵民蓄发，遵用明制，欲以响应太平天国。接着，起义军乘胜围嘉义、攻鹿港、窥淡水……各地会党纷纷起兵响应，全台震动。清政府对付外侮软弱无能，对付“内乱”的本事可不小。他们一边利用起义军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一边增兵入台残酷打击，前后历时六年，起义才被完全镇压下去。赖知一家肯定参与了俗称“万生反”或“戴万生之乱”的起义，失败后家产被查封，所以赖和才有“‘经戴万生之乱’，家遂零落，祖父兄弟六人，祖父最少，因家业丧失，遂各谋生”一说。（赖和：《我的祖父》，《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83页。）赖知比几位兄长更为不幸的是他“腰中流弹，烦在腹内，幸未死，但后来常发痛，以鸦片止之，遂成瘾”。（同上。）
起义失败，家业凋零，又染上毒瘾，年轻的赖知流落为市井游民，找不到出路，心情郁闷，竟嗜赌如命。有一年除夕，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妻子拿出衣裙让赖知出去典当，弄几个钱过年，但生怕丈夫把当来的钱又拿去赌，就叫五岁的儿子赖天送跟着父亲去。走到半路上，赖知用头巾把儿子绑在人家的篱柱上，自去典衣，然后径直去了赌场，把典衣的钱输了个精光。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赖知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他本学有拳法，于是就去学“弄钹”。“弄钹”是一种闽台习俗，家里死了人，亲属（通常是出了嫁的女儿）在做法事的时候，特别请来道士或者具有功夫的人，耍弄铙钵碗盘之类的东西，以慰死者的灵魂。干这一行的，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术士。赖知有拳法功底，人又聪明，学得极好，远近闻名，丧家争着请他。赖知很讲职业道德，他名气大，来请的人多，但如果丧家那块地盘上有弄钹的同行，他一般辞而不往，即使是丧家坚请非去不可，他也不使同行有难堪之处，不把绝活拿出来表演。渐渐地，他的家境富裕起来，可他并不张扬，“后年老，到远多坐轿，但是往返在街外落手，罕有坐到宅门前者”。（赖和：《我的祖父》，《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84页。）赖知对其长孙赖和性格的形成影响最大。
赖天送子承父业，可能是不会拳法，弄不来钹，就做了道士，依然是以术士谋生。他和父亲不一样的是，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家里已有田产十甲左右，年收租三百石，因此有能力让儿子们读书，长大干一番事业。美好的祝愿或许从这个家庭的长子降生的那一天起就有了，他们给他取名为赖河，又名葵河，是想让他的生命如河流那样长长久久、勇往直前吧?!是在什么时候、由谁改“河”为“和”的，没见记载。
然而，赖和出生的第二年，即1895年，在新兴帝国主义日本的强大压力下，陆海两战皆败的满清皇朝签订《马关条约》，被迫将中国台湾割让给日本。也就是说，赖和刚刚步入人生，就遭到了“孤儿”的命运。
赖和渐渐长大了，该读书了。当时，中国台湾殖民政府对学龄儿童实行差别教育。日本学童进入师资、设备、经费均优的“小学校”；中国台湾学童只能进“公学校”。公学校条件差，教育程度低，修完六年的总课程，还抵不上小学校五年。尽管如此，公学校仍是殖民者强迫同化政策的产物，当局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强迫中国台湾人把子弟送进公学校，受日式教育，用老百姓的话说，是“读日本书”。赖和的父祖与绝大多数中国台湾同胞一样，虽然不得不“转籍日本”，但心中强烈的民族意识是泯灭不了的，即使不得已让子弟上了公学校，汉学也不废，这就摆明了他们的态度。以往读私塾，是为了让孩子能“学而优则仕”；现在此路根本不通了，只有读“日本书”才有前程，汉文化教育不仅不能做官致仕、光耀门庭，还要冒相当大的风险，他们却仍然不放弃。因为他们要在后代心里扎下民族文化的根，用赖和儿时听来的话说，就是“读书乃做人顶重要的事”。（赖和：《无聊的回忆》，《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35页。）他们要子孙读书做人，读中国书，做中国人，说穿了，这是对日本殖民者的一种文化抵抗。
十岁那年，父亲将他送进“书房”（私塾），接受传统汉文教育。赖和对读日本书有些惧怕，怕的是“剪发”。这对他来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因为“在我当时的意识里，觉得没有一条辫子拖在背后，就不像是人，有着这天大的理由，学校就不敢去”。（同上，第231页。）当然，这种说法有几分可疑，一个十岁的孩子，读什么书，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的。赖和也说：“当时读日本书的人，大部分总要受劝诱。不是，讲歹听一点，也可以说受到官权的威迫，才不得已去进学校。”（同上，第230页。）进了“书房”后，受先生屡次催促，赖和才于同年10月底进了公学校。至于“那书房先生，为什么教人舍弃圣贤的事业，去读日本书”，（同上。）赖和说他一直没有弄明白，其实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那先生怎么能抗拒得了殖民政府的yin威？
赖和每天上公学校之前，先到“书房”早读，公学校下午是没有课的，须去“书房”上课。家长们视汉文很重要，对“读日本书”不大关心，甚至有些厌恶，认为会妨碍汉文教育。赖和则相反，他喜欢公学校而厌恶“书房”，但并非缘于功课或其他什么，而是因为教育方式的不同。
“书房”的教育是旧式的，家长和先生并没告诉学生为什么要读书学习汉文，也不认为学生有明白的必要，只是一味强制学生们读。小孩子整天正襟危坐地念书，没有一点儿趣味性的活动，稍有些错，竹板子就打到身上去了，“皮肉时时颤战地预备着”，“好似先生的智能，由竹板的传导而始注入学生脑中，打就是教育的根本原理，教育哲学就建设在竹板之上，所以先生的尊重竹板，还比较在孔子以上”，而且，“当时有名的先生，多很注重竹筢，可以说名声是出在竹板之上，竹板愈厚，打人愈痛，愈能得到世间的信任，名声也就愈高，学生也就吸集的愈多”。（赖和：《无聊的回忆》，《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36页。）尽管惧怕，还不敢不去，家里的督促还可以欺骗，先生的催唤也可以逃避，但同学们的捕捉，就无法抵抗了。如果某个学生被两三次催唤，还不去上学，先生就派了其他学生到家里来捕捉，那场面非常有趣：

平日学生们在书房里，正苦无理由可以外出，所以先生有什么差使，学生们总争先奔赴，何况这样差事，是顶有趣味的，四五人捕捉一个，有的扶头，有的把脚，推推挽挽，像缚小羊，若是平日有交恶过的也可偷偷打他几拳，捕进书房按在椅子上打屁股，那是比看戏更有趣味啊！所以学生们，总踊跃从公，任你闪到什么所在，皆被他们搜索出来，不去！教他捕捉去！我的屁股可没有安上铁板。虽不愿意也不敢歇一天。（同上，第238页。）

尽管“书房”学习是被动的，填鸭式的，但几年下来，也打下了坚实的汉文基础。
公学校的教育是新式的，每堂课的时间不长，课间可以自由地嬉戏。赖和刚去的时候，一来年纪小，二来殖民统治刚刚稳定，差别教育制度也建立不久，中国台湾人肯把孩子送入公学校的还很少，因此，公学校上课讲故事的时候居多，像“书房”那样方式的读书不常有，体操也和玩游戏差不多。他非常快乐，觉得学校和“书房”比起来，有乐园和监狱的差别，于是琢磨着找一个能全天留在学校而逃避“书房”的办法。还真让他给找着了，那就是打扫教室，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可恨的是，先生总让那些“优良学生”去干这事，十次也轮不到赖和一次。平日里，先生还算和善，也不像“书房”先生那样常以冷面孔向人。
过了两年，情况不一样了，学校上课不讲故事了，“所讲多是没有趣味，使人厌倦的那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这讲是修身。体操也不似游戏，那按规照矩的动作使人讨厌”。（赖和：《无聊的回忆》，《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32页。）这里的修身，是公学校的一门功课，专门向中国台湾学生灌输日本国体观念。体操也变成了军国主义的军事训练。公学校的教师百分之八十是日本人，随着不断地升上高年级，先生调换，他们的态度也渐渐威严起来，爱打学生了。“书房”先生打学生，总是学生犯了错，需要教诲他们如何立身处事做人，打是让他们悔过长记性；而学校的先生打学生，常常是轻罪重罚，甚至学生根本没有犯错，无缘无故地挨打。况且，日本先生的打骂，完全不带教诲的情味，“一些都无有能使我们悔过的效果”。（同上，第237页。）很明显，日本教师对中国台湾学生的责罚，从根本上说是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种族歧视。年纪小小的赖和及他的同学们十分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胸中涨满愤恨，终于有一天，发动了一场罢课斗争
—— 孩子们一齐跪到公园里，不去上课。校长追究起原因，向学生保证他们不再挨打。赖和生平第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也许从那时候起，他就懂得了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尊严，必须通过斗争。
十四岁那年，赖和入“小逸堂”拜黄倬其（黄汉）为师。这是为了让赖和等学子更好地打下汉学基础，父兄们精心地选择了黄倬其这样博学多才、教育有方的私塾教师。据赖和回忆说，黄倬其早年不得志，倚笔为生，做大户人家的家庭教师。乙未年（1895年）日本据台，他认为靠书本不能保国救国，“投而弃之，欲伸其志于商场”，可是“转徙流离十余年间卒不获就”。（赖和：《小逸堂记》，《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97页。）从这一点看，他的爱国心、报国志都是很明显的；父兄们让他来教子弟，用意也是非常清楚的。后来，黄倬其还跟随他的东翁（雇主）“游历大陆，远踏南洋，求其可以一展素抱者，乃或有其处而资力不及或力所能及而际非其时，望洋兴叹，颓然而返”。（同上，第198页。）他的“素报”是什么，赖和没有明言，但不难猜想出来。黄倬其很有学问，人品也好。他的教学方法与其他私塾不同，不要求学生读死书，除了读讲古文、诗集以外，汉文习作以书信、联句为主要课程，“因夫子教导有方，我等学生皆甚契洽，遂成一系无形之统”。（同上）这种严格的古典文学教育给予他在人格形成期以巨大影响。亦即打下了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同时也培养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
不可否认，公学校的日式教育，使赖和具备了较宽广的文化视野，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但赖和的父祖都是以术士为业，这样的家庭背景属于闽台民间生活习俗；书房教育，尤其是小逸堂这一阶段，更使得赖和与中华文化的大传统进一步贴近。家庭与私塾对赖和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不是自小在民族传统环境中成长，加上长辈有意识地引导、培养，能在极强势的日本文化的统治之下，站稳民族的立场而不倒，并从事坚决的反抗斗争，是无法做到的。
第二节　汉魂不朽——民族意识的潜在生长
赖和公学校毕业后，想上台北继续求学，但家里人不大愿意，理由是怕孩子在台北那样的“坏地方”被人拐骗，其实是舍不得他少小离家。可是，他找不到合适的事情做，也不愿意去当日本人的走狗——补大人（巡查补——助理警察，由中国台湾人充任，警察都是日本人当）。这个职业在当时许多人眼中，是令人羡慕的，可以威风地过着享福的日子，而且日本人为了以台治台，培养汉奸，凡公学校的毕业生，只要去申请，总尽数录用。赖和说自己“生成羞耻心强些，怕被别人笑话。因为那时代的补大人，多是无赖，一旦得到法律的保障，便就横行直撞，为大家所侧目”
。（赖和：《无聊的回忆》，《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43页。）几番谋职的尝试碰壁之后，家里人终于满足了赖和报考上级学校的愿望。
赖和求学的那个时代，中国台湾的中等教育，主要是为了便利居台日人子弟升学而设，高等学校更是多从日本国内招收学生，根本没有考虑为中国台湾培养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的人才，甚至认为愚民政策对其统治有利，所以对公学校毕业生升学有种种无理的限制。总督府设立的台北中学、台南中学、台北第一师范学校，都不收中国台湾学生。惟一的一所招收台生的公立台中中学，是经过台胞多次请求，并负担建校经费才被允许设立的，在赖和升学的时候还没有这所学校。能让中国台湾人进入的，恐怕只有医学校了，因为中国台湾缺乏医生，而日本医生多不愿意来台。于是，1909年5月，十六岁的赖和考入了中国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成为第13期年龄最小的学生。这是当时中国台湾青少年能争取到的最好的出路了。
在台北医学校，赖和遇到了一位好先生，即校长高木友枝。他是日本人，却没有种族偏见，从不歧视中国台湾学生。他又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尽力栽培自己的教育对象，为他们着想，连早已毕业的学生也都在他的关怀之列。他为他们的进步、成功而欣喜，甚至还给使酒乱性犯了法的学生当特别辩护人，让这名学生得到了缓刑处理，“这是在法庭未曾有的事”
。（赖和：《高木友枝先生》，《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87页。）他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每周总会给赖和他们上一个小时的“修身”课。他从不照着书本讲解，而是讲些社会现实，总是让学生觉得这一个小时过得太快，怅恨不已。他对学生训话，态度如同父亲对儿子一般，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他尤其重视学生人格的养成，在每年的毕业典礼上，他都要强调：“要做医生之前，必须做成了人，没有完成的人格，不能尽医生的责任。”（同上，第290页。）高木友枝对赖和的影响相当大。
尽管受的是“日本教育”，也遇到了高木友枝这样好的日本校长，赖和的爱国思想却在他的医学校时代得到了长足发展。如果说，儿时的民族意识是父祖和塾师对他的灌输，那么现在，则是他自己自觉的选择，并且超越了他的家庭背景所能达到的层次。
根据细致的“田野调查”，人们推断赖和在医学校时代曾经涉及了复元会。
复元会是医学校的学生社团，“复元”表面的意思是恢复健康，实则含有“光复中国台湾”的寓意。复元会的领袖人物是赖和的同期同学翁俊明和王兆培。王兆培是福建漳州人，中国革命同盟会福建分会会员，曾就读于厦门救世医院，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满清政府发觉，于1910年春逃往中国台湾，转入中国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他秘密联络同学，建立同盟会在台组织。翁俊明于当年5月1日宣誓加入，随即被设在漳州的中国同盟会机关委任为交通委员，化名翁樵，负责发展会务。9月3日翁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委派为中国台湾通讯员。中国革命同盟会中国台湾通讯处以中国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为据点成立，到1912年已有成员三十余人。复元会于1911年成立，开始的时候仅是个普通的学生社团，后来活动范围扩大，发展成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到1914年已有会员七十六人。他们在位于太平町的江山楼集会，发起启蒙运动，聘请教师教授祖国正音国语，并练习用国语说话，每提到中国，均称祖国，决不袭用日本人所称之“支那”，所有纪年也均用祖国年号。1913年，翁俊明和同班同学杜聪明还秘密潜往北京，计划以细菌毒杀袁世凯，未遂。
现有资料没有详录复元会及同盟会的会员名单，赖和是否加入也未见记载，但有学者判断赖和不会置之度外。其理由概括如下：
首先，从赖和的创作来看。赖和有一首传统诗《登楼》，所登之楼即复元会时常集会的江山楼，请看：

一楼柳色晚晴天，放眼闲凭夕照边。
满路泥泞没车马，远山雨后生云烟。
半江水涨春潮急，万顷风平麦浪鲜。
如此江山竟沦没，未知此责要谁肩。

诗内含“江山楼”三字，在春光明媚的景色中登楼远眺，结语是“如此江山竟沦没，未知此责要谁肩”，复元会“光复中国台湾”的宗旨已明显地呈现出来了。赖和终生不用日文写作，不署日本年号，努力地学用白话文，作品中蕴含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他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等等，也都符合复元会与同盟会的精神。
其次，从赖和的交游看。赖和在医学校读书的时候，曾与翁俊明、王兆培以及另一人合影一张，在1911年前后，拍摄一张照片诚非易事，一定是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翁、王二人是医学校复元会、同盟会的主要负责人，赖和与他俩过从甚密，没参与他们的组织，至少也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赖和与杜聪明交情至为深厚，两人曾于学校放年假的时候，从台北到彰化，作过一次徒步旅行，沿途拜访了已经毕业行医的校友们，赖和有诗并前言为证：

年暇由台北徒步归家，途中计费五日，初由三角涌（三峡）沿近山村落到头份，乃折向中港，遵海而行，山岚海气，殊可追念。

思向风尘试筋力，故乡遥远自徒行。
吃苦本来愚者少，追随难得是聪明。

最后一句是双关语，“聪明”即指杜聪明。这次旅行，在医学界、文学界传为佳话，黄得时在《中国台湾新文学播种者——赖和》一文中，提到他从杨云萍处也曾得知，因为赖、杜二人于途中拜访过杨的父亲杨敦谟——医学校第6期毕业生。杜聪明已确知是复元会、同盟会的成员，所以赖、杜的这次旅行，除了请教医术经验外，很有可能是向这些比较有经济基础的校友募集复元会的经费。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当天，赖和被捕入狱。根据他的《狱中日记》所载，当局一直不明示抓他的原因，关在牢里也不大理睬，只在一次很难得的审讯中，“问我和翁俊明的关系，这一层似不甚重要。要我提出灵魂相示，这使我哑口无言。要我说向来抱的不平不满，我也一句说不出”。翁俊明于1941年4月2日奉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在香港建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国台湾省党部，与港澳总支部咨办对台事务及各项布置。当局在翁俊明那么多的医学校的同学中，单单拘捕了赖和，应非偶然，仅为了向来所抱的不平不满被关那么久也不大可能。以日本军警无孔不入的调查能力，想必不会无风起浪，否则当时何以为查明翁俊明对台工作情形，单单逮捕赖和呢？“退一步而言，即使赖和战时果真未和翁俊明有所联络，但他遭军警逮捕，依然是由于中国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时代的关系，翁俊明的同学中赖和特别受到注意，那么年轻时赖和曾涉及复元会或同盟会的活动，更是提供了一则例证”
。（林瑞明：《中国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21页。）
再者，从赖和的经历看。1918年2月，赖和渡海去厦门博爱医院工作。博爱医院隶属于中国台湾总督府资助设立的财团法人厦门博爱会，是总督府“对岸经营”政策的产物。
日据初期，风起云涌的抗日烽火，使总督府疲于应付，陷于相当的“苦境”（后藤新平语），并给日本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了迅速平定中国台湾，总督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的情报网发觉，中国台湾的武装抗日力量与对岸的福建省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兴衰成败。福建是中国台湾抗日斗争的资金和武器的来源地，又是中国台湾抗日分子的理想庇护所，当斗争失利时，抗日首领潜逃对岸，既能躲藏，又方便与岛内联络、对斗争加以指导。中国台湾抗日武装力量还得到来自福建的人力支持，数以百计的不明身份者托词打工渡台，忽然晦其形迹，有潜入“匪群”的迹象。同时，福建与中国台湾两地人民均有家族关系、亲子兄弟，隔海相依。日方认为：“中国台湾本作为福建省之一部分而存在，岛地之人大抵皆由福建移民而来，所谓土匪者，亦明为逃入岛地的福建人。由是之故，中国台湾当政者不可独将中国台湾放在眼里，若欲平定土匪，必须多少慑服对岸的厦门人。”（《厦门事件与中国台湾》，《中国台湾协会会报》3卷12号（明治30年9月），转引自陈小冲《日据初期中国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中国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4期，第103页。）“对岸的安危与台岛休戚相关，故对岸形势不可一日等闲视之。”（《中国台湾银行的过去、现在、将来》，《中国台湾协会会报》2卷9号（明治32年6月），转引自同上。）有鉴于此，总督府实施“对岸经营”政策，从收揽福建民心、缓和反日情绪的手段出发到达到影响中国台湾民心趋归的目的。他们在福建开办学校、医院；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给获得日本籍并居住在大陆或海外的中国台湾本岛人（中国台湾籍民）和“归化取得帝国国籍”的大陆人（归化籍民）以保护；设立日本佛教的传教所，对皈依者许以种种利益；拉拢地方上层人士，控制舆论工具，等等。
厦门博爱医院正是这种背景。其医生名义上是总督府的“技手”，享受高等文官待遇，在给中国台湾籍民和当地民众治病的同时，研究华南各种传染病的防疫，提供给中国台湾本岛作参考，还负有日华亲善的任务。这种总督府医官的身份，与赖和一生所坚持的民族立场相冲突。赖和有一首旧体诗《归去来》，其中有这么几句：

雄心郁勃日无聊，坐羡交交莺出谷。
十年愿望一朝偿，塞翁所得原非福。
渡海声名忆去年，春风美酒满离筵。
此行未是平生志，误惹旁人艳羡仙。

大陆之行是他的“十年愿望”，可这“一朝偿”，又是“塞翁所得原非福”，似乎厦门任职，并非他自愿——“此行未是平生志”，而是否被殖民当局征派没见记载。有人猜测，当时，大陆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反日气氛益见浓厚，赖和很可能是由于反日而离开中国台湾，以医官身份作掩护，方便观察中国政情，并从事其他活动。翁俊明自1915年噍吧哖事件后举家迁往厦门，于1919年在厦门开设俊明诊所。据今人考证，赖和到厦门后，显然没能与翁俊明碰面，因为这段时间，翁氏在上海发展事业，开设俊明医院，但他的家在厦门，不排斥相互间的联系。赖和的厦门之行，是复元会或同盟会的安排，也是有可能的。
无论赖和是不是复元会或同盟会的成员，赖和的思想和作为与两会的宗旨都是一致的。不可否认，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医学校时代大大地垒实了，发展了，并且终生不变。
第三节　“彰化妈祖”——人格修养与魅力的深刻体现
据考证，1914年4月，赖和从医学校毕业后，留在台北实习，1915年由学校推荐，始到嘉义医院工作。报到的当天，赖和的自尊心就受到严重的打击。医院竟然不承认中国台湾籍的毕业生有完全的医生资格，只让他们担任笔生（笔录病历的见习医生）和翻译的职务，薪水不及同时到任的日本人的一半，且不配给宿舍，得自己去租房住，津贴也比日本人少得多。他感到侮辱，想提出抗议，见其他人都表示十分的满足，只好认了。
同年11月，二十二岁的赖和回到家乡，与西势仔庄王浦先生的四女儿王氏草结婚，婚后，仍返嘉义。干了差不多有一年，赖和见自己毫无半点升迁的希望，忍无可忍，就向院长和主任陈述自己的要求，结果不仅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反而不见容于院方，遭到更冷酷的对待。他终于明白，自己理想的事业是不会变成现实了，在殖民地的医院里，不可能给他这个被殖民的中国台湾人提供进行医学研究、救死扶伤的机会。于是，他愤然辞去医院的职务，回到自己的家乡。
赖和本想要求家人再给自己提供几年学费，打算出去留学，但周围的人都劝他自己开业，说一年至少也有几千块钱赚。他看继续求学是不可能了，便顺从了家人的意愿，在家乡彰化开了家诊所。他原以为，自己开业，自己给自己打工，一定比给日本人干自由得多，谁知道诊所开起来才发现更加不自由。殖民政府给中国台湾籍的开业医生制定了一系列不平等不合理的法律、法规，“什么医师法、药品取缔规则、传染病法规、阿片（即鸦片。）取缔规则、度量衡规则。处处都有法律的干涉，时时要和警吏周旋。他觉得他的身边不时有法律的眼睛在注视他，有法律的绳索要捕获他。他不平极了”
。（赖和自传体小说：《阿四》，《赖和全集》第1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68页。）这种不平，也是他日后从事文化抗日斗争的动力之一。
此后，赖和基本上都在家乡彰化行医，只有三四次短暂的离开。第一次是1918年2月，他渡海去厦门，于设在鼓浪屿的博爱医院任职，1919年7月返台。第二次是1923年12月，因治警事件入狱，初囚台中银水殿，后送台北监狱，次年1月获释。第三次是1939年3月，因有病人感染伤寒初期症状,未依法定传染病规则向有关当局申报，竟遭重罚，被迫停业半年。其实这是表面的理由，真相正如赖和之孙赖恒颜在《我的祖父懒云先生》一文中所说：“他的文章和作为相当为当时的有关单位头痛，被停止行医半年，两次入狱。”利用停业的空闲，赖和赴日本，转东北，到北平游历。最后一次是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次日），殖民者以“莫须有”罪名，再次将他投入囹圄。此时他已身染沉疴，但仍气贯长虹，力拒逼写“反省录”。狱外盛传他将凶多吉少，家人们忧心如焚，其弟赖通尧多方奔走。次年1月病重，终获保释就医，入狱约五十天。出狱后数日，于1943年1月31日病逝。
赖和虽然活了还不到五十岁，可他崇高的人格修养与魅力，深为时人与后世所感佩：
一、悬壶济世——仁医本色
赖和行医，真正做到了悬壶济世。他仁医的声名，在他的家乡彰化是数一数二的，最孚人望。他医术精湛，医德很高，四邻八乡的人都来找他看病。他每天看的病人都在百余名以上，忙得不可开交，但收入却比每天看五十名病人的医生还少。原因是他伤民疾苦，收费低廉，而贫苦百姓来就医，他常常是分文不取，“有些病人请赖医师赊下药钱。但对于看来根本不可能还钱的病人，是连账都不记下的”
。（杨逵：《忆赖和先生》，《中国台湾文学》3卷2号，1943年4月28日。）有些穷苦的病家不过意，送来鸡鸭等农副产品，赖和也婉言谢绝。所以，中国台湾一般的医生都能成为当地的富户，而赖和的身后，不但没有什么遗产，还留下一大笔债务。
赖和对病人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自己无论怎么身体不适，哪怕是身染重病，只要有人来请，他总是一概出诊。直到最后，他病得都不能起床了，心里还念念不忘病人。
赖和生前，人们送他一个尊称“和仔先”，当地的民众还称他为“彰化妈祖”，可见他在百姓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去世的时候，家人并没有到处发讣闻，但“参加葬礼的人众，多达五百多人”
。（杨云萍：《追忆赖和》，《民俗中国台湾》3卷2号，1943年4月5日。）出殡的场面相当感人，杨逵在《忆赖和先生》一文中有如下记载：

送葬的行列开始通过街巷的时候，我首次看见了路祭。在送葬的行列所要通过的道两边，摆着致祭的香果，插着香火。
一般的路祭，是为了藉此从豪富的丧家取得一点赏钱的。但对于先生的路祭，却全然不同。
我看见有些老太太，躲在街角，一边拭泪，一边对丧葬的行列揖拜。
是没有足够的钱摆出路祭呢？或者以为惯俗的路祭，无从表达自己的心意呢？
但不论如何，我却看见那珍贵的眼泪。
那并不是要让别人看见的眼泪，
那涌自永不涸干的心泉的眼泪……

赖和虽然死了，却活在人民心里，常有人到他的墓地去祭扫。这是人们感谢他、怀念他的行为，本不足为奇。可令他的亲友们感到奇怪的是，他的墓上竟然不生杂草，始终是光净的。后来才弄明白，群众中有一种传说，说他的墓草可以治好人的病，所以草一长出，就被人拔去当药服用，“他的墓草多被景仰他在生的人格和医术的人们，取作医用。墓门常洁，野草常绿”
。（黄邨城：《谈谈〈南音〉》，见李南衡所编《日据下中国台湾新文学·明集》（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343页。）更有甚者，还传说他做了高雄的“城隍爷”，“彰化市近乡的神棍，并且利用他，庙里的童乩‘举’这‘和仔先’（他本名赖和）的乩，大医人病，大赚其钱”
。（一刚：《懒云做城隍》，《台北文物》3卷2期，1954年8月20日。）其中的迷信色彩固然不足取，“地下的懒云倘若有知，定必苦笑，而作他慈祥而不形于色的愤慨”，（同上。）但也充分显示了赖和崇高的人格力量。试想，若不是他在人们心目中有如圣贤般的威望，神棍们也不会想到要利用他。不是随便树个什么神明，都有群众长期膜拜的。
二、孝悌诚信——文人操守
赖和的相貌十分平常,他的好友陈虚谷有诗为证：“看来不过庸夫相，那得聪明尔许多。”（陈虚谷：《虚谷诗选》，（中国台湾）中华诗苑1950年6月出版。）王诗琅（王锦江）也说：“他不是那种才气焕发的才子型人物。他不苟言笑，是一位温厚的长者。他常常会不断地左顾右盼，有一种时常担心会不会妨碍了别人的谦逊。”（王诗琅：《赖懒云论——中国台湾文坛人物论（四）》，《中国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杨逵则说：“让人觉得他有若小乡下的读书人似的，淡淡漠漠，把一切都付托于人。”（杨逵：《忆赖和先生》，《中国台湾文学》3卷2号，1943年4月28日。）黄邨城的描绘更加细致传神：“我在庄宅初见他时，误为焕珪兄或垂胜兄田庄上的管家。穿本地的短衣裤，留几根八字须，举动是质朴而有礼貌，说话更是谦虚而得体，在表面上看他，是一位货真价实，有修养的乡下佬。”（黄邨城：《谈谈〈南音〉》，见李南衡所编《日据下中国台湾新文学·明集》（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343页。）
从这些与赖和同时代的人的追忆中，约略可见他的性情容貌：温厚、谦和、质朴、淡漠，一派有文化的乡下人模样。
赖和在立身处事上很传统，孝悌诚信，他恪守不爽。对病人，他是个好医生；对青年，他是个好师长；对亲朋，他则是个好儿子、好兄长、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
赖和夫妇生过九个孩子，但只有两男两女长成，其余的都患病夭亡，对身为医生的赖和来说，确是一个个非常残酷的打击，这在他的诗文中多有反映。如新诗《思儿》，思念他早夭的爱子“芳儿”，满纸是声泪俱下的呼唤；散文《圣洁的灵魂》中，对“自己的儿子药杀了三个”充满了自责。对那几个活下来的儿女，诗文中常常流露出慈父的深爱，如用方言写成的新诗《呆囡子》，副标题是“献给我的小女阿玉”，一声声薄怒轻嗔，谁都能读出其中的钟爱之情。另一首没命名的诗歌，对“孩子的可爱”赞不绝口，请看其中一段：

儿子的可爱
是做过父亲的谁都经验来
别没有什么期待
不望他来显扬父母
不望他来光大门楣
却也不晓得可爱在什么所在
只是爱他的可爱

赖和有一部作品《狱中日记》，是他于1941年12月8日，即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被捕入狱后所作。据说这是赖和“献给新文坛的最后的作品”，是“血与泪染成的日记”
。（杨守愚：《狱中日记·序言》，《赖和全集》第3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6页。）在这部日记中，赖和记录了自己的牢狱之苦，但对这些并不怎么在意。使他忧心如焚的，是家将破灭，年近七十的父母无人奉养，儿子的教育无以为继。他对新近因病去世的弟弟无比地痛心，充满后悔、自责，而对弟弟的遗孤说不尽地挂念。
对待朋友，赖和以诚相交。从他大量酬和贺悼的诗词中可以看到，他关心朋友们的点点滴滴，总觉得“相见时难别亦难”，为他们的喜事而高兴，为他们的痛苦而悲伤，为他们的远游而牵挂。杨云萍在《追忆赖和》一文中，回忆赖和去世前他们最后一次相见。在病房里，他们执手交谈，是那样知心、默契。杨云萍家里的书房名“习静斋”，藏书很多。赖和说：“一等病好，一定到你家打扰一个礼拜，好好读读那些书。”杨云萍在文中叹道：“赖和先生为人的客气，使他一生几乎从来不曾去‘打扰’过任何一位朋友。……啊，吾友，习静斋的藏书，竟永远不得你的阅读啊……”字里行间，掩饰不住他对赖和“身后的我们的哀愁的万一”。
王诗琅认为赖和“还保有大量的封建文人的气质”，（王诗琅：《赖懒云论——中国台湾文坛人物论（四）》《中国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这个说法在个人操守层面上大抵是不错的。
正是由于赖和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家乡、人民、亲人，才激起他对殖民者无比的仇恨。他至死不渝、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就来源于此。
三、诲人不倦——良师风范
赖和每天医治百余名病人，直到晚上10点钟以后，洗过澡，吃完了饭，才能坐下来为刊物编稿，自己还要抽空创作，但他从不因此而推卸培育新人的责任。对文学青年，他是个称职的导师，几乎是“拼着老命”去照顾提携他们。
据杨逵在《忆赖和先生》一文中回忆，大概是为了向赖和求教方便，他在“赖和医院”附近租了一个茅葺的小房间。为了租这个小房间，赖和还帮了许多忙。杨逵和文友们把赖和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一样随便出入。赖和的客厅里放着好几种报纸杂志，文友们就随意阅读，随意发着议论，又随意地走了，完全不必理会主人存在与否。大多数时候，赖和都在忙着病人，仿佛不理会文友们的存在。“然而，只要有一点空隙的时间，先生仍然会从他的诊察室到客厅来。但不论先生之来、先生之去，都至极飘然，不引起我们或者先生的特别注意”。杨逵觉得：“这就像一家人在家中起居，并不互相在意一样吧！”每当文友们身体不舒服，只要往赖和面前的小圆凳上一坐，把衣服解开，不待开口，听诊器就伸了过来，查明病情，一等药方开出，药就送来了，医患双方谁都没想到医药费的问题。
后来，杨逵以种花谋生，带着妻儿住在远离街市的地方，赖和还专程前去探望，关心他日子是否过得去。杨逵回忆道：“虽然我接受先生物质上的援助的事并非再三，但现在每想起当时的情况，总是眼热心塞。先生是断然不将他的好意强加于人的。当他向人施其善意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做得一点也不显眼,不增加对方精神上的负担。”
赖和还成为杨逵的“命名之父”。杨逵本名杨贵，他对这个“贵”字深感厌恶，但也不曾深思起个什么样的笔名，就在呈给赖和的文章上漫不经心地署了个“杨达”。赖和认真地用红笔圈去“达”字，清楚、明白地改成了“逵”字。从此，中国台湾文学史上就有了“杨逵”这个不朽的名字。
杨逵初登文坛时所写的文章，总是得到赖和认真地批阅、润改。杨逵开始学着用白话文写小说，有一篇中的一段是描写一个贫农衣衫褴褛，用以表现其穷苦的状况。作品寄到赖和那里，不几天就被寄了回来，上面有许多精心的删改和亲切、热情的评语。描写贫农衣衫褴褛的一段，被赖和全部用红笔画去，只改成一句“破了又补”。杨逵看了，“雀跃而喜”，明白自己“所想表现的那个贫农，并不是个不三不四的乞丐啊！我所想要写出的，是一位不为困苦所屈，坚决地想工作下去，想自己站立起来的贫农。对于这样的主人翁，‘破了又补’的一句话，便增加了仆而再起的千斤的重量”
。（杨逵：《忆赖和先生》，《中国台湾文学》3卷2号，1943年4月28日。）
杨逵的处女作《送报伕》的前半部是经赖和之手，得以于1932年5月19日至27日在《中国台湾民报》上连载。当这部后半部被查禁的小说于1934年10月，以第二名（第一名空缺）的成绩入选日本《文学评论》杂志1卷8号时，杨逵回忆道：

当我把登《送报伕》的《文学评论》拿给赖和看时，他非常高兴，他双手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能说话。每思及此，我便由衷地感激赖和先生，他是我文学创作的导师，在我贫困潦倒时，他经常鼓励我。（杨逵：《坎坷与灿烂的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的回顾》，（台北）文镜文化公司，1986年11月出版，第118—119页。）

《送报伕》是当时中国台湾人在日本刊物上的最初发表的作品，杨逵因此被誉为“进军日本文坛第一人” 。（梁明雄：《日据时期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00页。）《送报伕》亦是中国台湾新文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至今仍为海峡两岸读者激赏。
对其他文学青年，赖和同样如此，据人们回忆：

笔者和点人、克夫二君，起头开始研究文艺，因为没有参考的书籍，或指导,正苦于暗中摸索的时候，或曾写信去叩问他创作上的经验谈。（廖毓文：《甫三先生——诸同好者的面影之一》，《中国台湾文艺》第2卷第1号（1934年12月新号）。）

我初识先生之时，正是先生在五十年生命的三分之一的时候，距今才十数年。当时正是我们开始厌弃旧诗，而瞩目于新文学，而先生屡屡推出新作的时代，他的作品鼓动了我们的心，而拜访先生以求教的时候，先生却出乎意外地，恳切地教导我们创作的方法。因此，在以后的年月中，我们终于也能有几篇作品问世者，先生居功甚大。（朱石峰：《回忆懒云先生》，《中国台湾文学》3卷2号，1943年4月出版。）

可以说，中国台湾新文坛是以赖和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赖和“负起了新文学保姆的任务” 。（林瑞明：《中国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80页。）杨逵、杨守愚、廖毓文、朱点人、林克夫、陈虚谷、病夫、郑梦华、翁闹、王白渊、周定山等人，纷纷蔚起加入了创作的行列。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彰化地区的人，即便如杨逵是台南人、朱点人是台北人，也都得到了赖和的指导。所以，在当时，“因为有懒云在，彰化俨然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中枢”
。（杨守愚：《赧颜闻话十年前》，《台北文物》3卷2期，1954年8月。）还有些现在生平不详的人，如收在李南衡《日据下中国台湾新文学》（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中的郑登山、太平洋、铁涛、剑涛、慕、孤峰、ＳＭ生、瘦鹤……等人的作品，如果没有赖和的修改甚至从头改写过，恐怕不能达到那样的水平。
四、启迪民智——斗士精神
赖和性情温厚，不具备明显的政治性格。他与当时的政治领袖人物蒋渭水、蔡培火、王敏川等人都有交往，与王敏川还过从甚密，却不像他们那样，跃身时代潮头，成为政治社会运动的领导者。这使得无论是号称“中国台湾人惟一之言论机关”的《中国台湾民报》，还是日本官方的《中国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对他的言行事迹的记载，比起活跃在第一线的社会政治运动家，相对要少许多。这也是在战后多种中国台湾运动史研究论着中，赖和或未被提及或被一笔带过的原因。然而，从现存史料的记载来看，举凡中国台湾具有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性质的团体，如“六三撤废期成同盟”、“中国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中国台湾文化协会”、“农民组合”、“民众党”等，都有赖和的名字在内。虽然在任何一个团体中，他都不属于领导层，可团体却倚重他，视他为不可缺少。因为他总是默默地做他能做的事，或者以行动参与，或者以经济支持，始终跟着时代的脚步前进。
1923年1月，蔡培火、蒋渭水、石焕长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台湾议会期成同盟”，被当局根据“治安警察法”第一条勒令禁止。于是，第三次请愿委员蔡培火、蒋渭水、陈逢源三人赴日，会合蔡惠如、林呈禄等人，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台湾议会期成同盟”，并在日台两地开展活动。1923年12月16日早晨，中国台湾总督府在全岛同时进行“大检举”，对中国台湾议会运动的参与者，一网打尽。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以说是日本据台期间绝无仅有的。一时间风声鹤唳，老百姓不明真相，人人自危。当天被捕的有四十一人，其中二十九人于12月22日以“违反治安警察法”的罪名，被解送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局，拘押于台北监狱。赖和就是这二十九人中的一个，他忿忿地发出“戴盆莫望天，坐使肝胆裂”的呼号。此后，每年的12月16日，都是他和难友们的“同狱日”，因为“这一日是向平静的人海中，掷下巨石，使波浪汹涌沸腾的一日，这一日曾使我一家老幼男女，惊唬骇哭并累及亲戚朋友，忧惧不安的一日，这一日是我初晓得法的威严？公正？的一日。所以，对于这一日，我总有些特别的情感，同人们有什么计划，我都高兴去参加”
。（赖和散文《随笔》，刊载于《中国台湾新民报》345号，1931年1月1日。）可见，他的忿恨之深。
中国台湾文化协会是赖和介入最深的一个文化抗日团体。中国台湾文化协会与中国台湾议会设置运动、《中国台湾青年》杂志，一起被称为是中国台湾非武力抗日运动的三大主力。有人作过形象的比喻：“中国台湾议会设置运动是外交攻势，《中国台湾青年》杂志（包括以后的《中国台湾》杂志、《中国台湾民报》，以至于日刊《中国台湾新民报》）是宣传战，而文化协会则是短兵相接的阵地战”
。（叶荣钟：《日据下中国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第327页。）
中国台湾的新文化运动固然有很多外因，但也有其内在的动机和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正如“中国台湾文化协会”的发起人蒋渭水在他的回忆中所说：

中国台湾人是握着世界和平第一关的键啦。这岂不是很有意义且有很重大的使命吗？我们一旦猛醒了负着这样重大的使命，那么就要去实行这使命才是。本会就是要造就实行这使命的人才而设的，然而中国台湾人现时有病了，这病不愈，是没有人才可造的，所以本会目前不得不先着手医治这个病根。我诊断的结果，中国台湾人所患的病，是知识的营养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识的营养品，是万万不能治愈的。文化运动是对这病惟一的治疗法，文化协会就是专门讲究并施行治疗的机关。（蒋渭水：《五个年中的我》，《中国台湾民报》第67号，1925年8月26日，第45页。）

中国台湾文化协会在中国台湾非武力抗日运动中，无疑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文化启蒙团体。它的任务就是用现代文化知识教育民众，启发他们的觉悟，起来反抗统治阶级，反抗殖民者。
照中国台湾成功大学教授林瑞明的说法，中国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是受当时两股思潮的影响，“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18年）掀起的民族自决思潮，在世界各国殖民地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朝鲜的三一独立运动、土耳其的民族革命，以及印度为摆脱英国统治的不合作运动……皆是民族自决思潮下的运动；另外则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思潮（1917年），以阶级解放为号召，中共、日共、台共……的成立，是此一思潮排山倒海冲击亚洲的结果”
。（林瑞明：《中国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150页。）
而当事人叶荣钟的说法则不完全相同，他认为中国台湾民族运动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压制、榨取与歧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与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为中心，而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所凝结而成的。他说这后一点，在文化协会的运动上尤为显着。其理由是：

议会设置运动与《中国台湾青年》杂志都是东京的中国台湾留学生所发起的，而文化协会是由中国台湾医专的学生发动的。两者对于祖国的观念，因为同是中国台湾人，当然是没有厚薄的差异。不过东京留学生所受的刺激与影响是世界规模而中国台湾的学生则未免有局促一隅之感。而且他们处在总督府极端的言论封锁下，所接受的情报，都是经过剪裁染色的加工品，自然对它的感度就难免要被打折扣。举例来说，对于威尔逊美国大总统所提倡的民族自决主义，东京留学生与中国台湾学生的感受可能不同。至于朝鲜的三·一独立运动，东京的留学生大有相形见绌、汗颜无地的感觉，中国台湾的学生可能连这惊天动地的事实也一无所知。因为医专的学生没有其他的情报可以分心，平时对祖国的观念特别强烈、民族的乡愁格外热切，所以辛亥革命勃发，他们会私下募款捐助革命军，袁世凯窃国，他们有人要去北京水道厂放伤寒病菌。这种感情反映在文化协会的上面，便成为浓烈的“祖国论”。文化协会的章程列有总理与协理的职位，这是日本据台以后所没有的职称，在当时应该是会长副会长才是一般的用法，总理不但是祖国色调，完全是仿效中国国民党的制度。（叶荣钟：《日据下中国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第327—328页。）

必须说明白的是，中国台湾文化协会虽然是在蒋渭水的领导下成立的，但首倡者并不是他，而是由医专的学生吴海水、李应章、甘文芳等先在同学中间酝酿。学生们为避免日本官宪干涉，想成立一个以启发中国台湾民众文化向上为目的文化运动团体，而其领导者必须是有影响力有活动能力的社会人士，这才由医专早期毕业生、台北大稻埕大安医院院长蒋渭水出面，征得林献堂、蔡培火等人的赞同，着手组建文化协会。
1921年中国台湾文化协会成立时列名的会员共有一千零二十二人，网尽了中国台湾各界精英，形成了非武力抗日的统一战线。文协办报、设置读报社、举行各种讲习会、开办夏季学校、组织文化剧团，尤其是以文化讲演会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工作，其效果比其他任何活动都更为有力而且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提高民众的认识和觉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文协的影响下，中国台湾各地涌现了许多爱国青年进步组织，诸如青年会、妇女会等等。这些组织经常邀请文协干部前往演讲。青年学生还在文协的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抗暴斗争。
文协召开成立大会的当天，赖和在彰化行医，并未参与，但由蒋渭水推荐，以总理林献堂的名义指定他为四十一名理事中的一员。这是他未曾想到的。他在给蒋渭水的回函中写道：

古人云有死天下之心，才能成天下之事，足下所创事业是为吾台三百余万苍生利益打算，仆亦台人一分子，岂敢自外。但在此时尚非可死之日，愿乞把理事取消。（赖和自传体小说《阿四》，《赖和全集》第1卷第270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话虽这么说，他并未稍怠文协的工作，他热心参与通俗讲演、接手《中国台湾民报》文艺栏、声援农民运动，等等。1923年夏天，东京中国台湾青年会讲演团赴台开展文化启蒙活动，遭到警方的阻挠，开不了口。正是赖和所属的彰化同志青年会首先不顾一切地进行声援，“使讲演队得向大众们发出第一声呼喊，这声音波动传到世间去，激动着平静的空气，中国台湾顿时刮起了风台”
。（同上。）赖和与对此尽了力的其他三位开业医林笃勋、李中庆、杨木旋即遭到当局的报复，被以所谓“阿（鸦）片取缔细则”处罚。同时，蒋渭水也并未取消赖和的理事资格。从1921年10月17日成立到1927年分裂，文协前后开过五次大会，在理事多少有些变动的情况下，赖和一直身任该职。
1925年以后，受时代思潮和祖国工农革命的影响，中国台湾社会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文协内部不同阶级、不同派别之间也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林献堂、蔡培火等人，主张文协纯走民族运动路线，进行不流血的抗日斗争；左翼力量的代表连温卿、王敏川等，坚决主张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彻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台湾的统治；而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摇摆在两者中间。1921年1月3日，文协召开临时大会，在修改会章的问题上，两派争执不下，势同水火。投票结果连派提案获得通过，林献堂、蔡培火、陈逢源、韩石泉等十多位理事弃权退席，蒋渭水也随之退出了，于是以连温卿、王敏川为核心取得了文协的领导权，被人称作“新文协”。嗣后，属于“民族主义派”的文协干部纷纷声明与文协分道扬镳，而决心将“文化协会这个好名爱护到底”不甘脱离的蔡培火，（《被文协除名的蔡培火氏谈》，《中国台湾民报》178号,第7页。）则被新文协发出“除名通知书”予以除名。“民族主义派”几经波折，于同年7月10日另行组织政治结社“中国台湾民众党”。
身为文协理事的赖和，并未明言他到底倾向于哪一边，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可以推测他当与连温卿、王敏川等更为接近。他与王敏川属同乡世交加上姻亲，关系极深，彼此影响，情谊维系终身；而赖和又是文协彰化支部的核心，受他潜在影响的彰化激进青年则是连派的支持者；与赖和同一户籍的堂弟赖通尧、刘素兰夫妇，都是新文协的干部，刘素兰还担任了中央委员，主持妇女部工作；同时，赖和的作品也隐约透露出他的观点。《赖和全集·小说卷》中有一篇《赴会》，说的是他赴雾峰莱园参加文化协会理事会过程中的所闻所见与所思所想。这次会议于1926年5月15、16日召开，已经显现出分裂的迹象。作品中的“我”因为看到“为人类服务”、“支持社会的强固基础”的工农大众，受到社会的损害而只知道烧香拜佛祈求不可知的幸福，而加强了赴会的勇气，然而转念一想，已往多次会议都曾“议决有许多种的提案，设定有许多种标语，究其实在有哪一种现之事实？”于是他“不觉茫然地自失，漠然地感到了悲哀”。这是他对文协的不重视实际斗争、纸上谈兵提出的批评。作者还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说：

有产的知识阶级，不过是被时代的潮流所激荡起来的，不见得有十分觉悟，自然不能积极地斗争，只见三不五时（偶尔）开一个讲演会而已。（引文括号里为引者注。下同。）

这显然是针对文协内部以林献堂为首的领导阶层素来所奉行的妥协主义——只满足于文化启蒙，不进入实际的政治运动而进行的批评了。小说中的“我”还听到一段佃农的对话：

讲文化的？若是抢到他们，大概就会拍拼（拼命努力）也无定着（也不一定）。
他们不是讲要替中国台湾人谋幸福吗？
讲得好听！
今日听讲在雾峰开理事会。
阿罩雾（雾峰旧名，指林献堂家族）若不是霸咱抢咱，家伙（家产）哪会这样大。
不要讲全中国台湾的幸福，若只对他们佃户，勿再那样横逆，也就好了。
阿弥陀佛，一甲六十余石，好歹冬（收成）不管，早冬（春收）五，晚冬（秋收）讨百，欠一石少一斤，免讲。

这已经揭示了分裂的根本原因了。就拿林献堂来说，他是中国台湾非武力抗日运动的领导者，出力且出钱，而且出钱出得最多。据叶荣钟说，林献堂是标准的地主，惟一的收入是租谷，他把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拿出来投入各种活动，而自己一家人过着颇为拮据的生活，（叶荣钟：《日据下中国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不能不说他为争取中国台湾人的政治权利是尽心尽力的。可是，透过赖和笔下林家佃农的不平与不满，触及了日据时代地主阶层无法避免的两难困境：他们一方面为民族解放出钱出力，甚至冒生命危险，但另一方面又由于惟一的收入是租谷，要和农民持同一立场，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又绝无可能。这也是绝大多数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地主豪绅，只能囿于民族运动范畴内的主要原因。虽然说，1927年前后，中国大陆国共两党分裂的影响，以及中国台湾总督府的分化离间政策，都是造成中国台湾文化协会分裂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只是外因，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即中国台湾社会地主资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的根本矛盾不可调和（其实，这正是中国大陆国共两党之间的基本矛盾）。赖和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1927年1月3日，赖和当选为新文协临时中央委员，此后一直到1931年文协被禁，赖和都是新文协的代表员（评议员），还于1929年11月3日,在新文协第三次全岛大会上任副议长。1928年3月，新文协的宣传机关《中国台湾大众时报》创办，赖和既是出资者之一，又参与实际运营，任监事兼特约记者，并于当年5月，在该报的创刊号上发表散文《前进》。
与此同时，赖和也是民众党的重要成员。1927年5月29日，赖和出席林献堂等人组建的中国台湾民党的成立大会，当选为临时中央委员。后因总督府的阻挠，民党被禁，7月10日,在民党的基础上,修改了章程中遭总督府忌讳的内容,成立中国台湾民众党，赖和任该党干事。8月31日，赖和与民众党成员林笃勋、许嘉种、杨家诚等在彰化共同发起政坛演说会，排解了会上两派之间的冲突，收到很好的成绩。1928年3月9日，民众党彰化支部举办自治制度改革政坛演说会，赖和以《我们的政治要求》为题作了演讲。1931年1月16日，赖和出席民众党彰化支部党员大会，并担任议长。
赖和同时隶属于新文协和中国台湾民众党,客观上是他对中国台湾社会运动的贡献，他在新文学运动方面的成就，使两派都觉得他不可或缺，都接纳他；在主观上，则是他强烈的民族意识所致。赖和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更倾向于支持工农进行阶级运动。因为他在实际斗争中，愈来愈认识到，单纯的民族运动，并不能真正使工农大众得到解放，而世界性的反帝潮流——社会主义，也使他懂得只依靠地主资产阶级搞合法运动，不可能推翻日本人在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但是，他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的思想既有原则，也有很大的弹性空间。他认为主要的敌人是异民族的日本统治者，而中国台湾抗日阵营内部左右两派应该是兄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作为被殖民统治的中国台湾人，不管短期目标——争取政治地位的改善，或长期目标——设法摆脱日本的统治，都是应该努力的方向。他并不一定有“统一战线”的思想觉悟，但以文学家的敏锐感觉，对文化协会的分裂感到痛心，认识到兄弟阋墙，分散了抗争的力量，是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他以他同属两派的身份，尽量减少彼此之间不必要的摩擦，并由于他在彰化地区的影响力，无形中起了削弱总督府分化策略的作用。
此后,两派内部各自纷争迭起，再度分裂。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所致，更是总督府的分化策略的恶果。对这种派系间的斗争，赖和没有参与，尤其是对极左或极右的活动，他都没有沾边。当然，他并非折中主义，他有自己的观点、倾向，也毫不掩饰，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各派人士之间保持旧有的关系。例如，他与王敏川私交甚好，1930年，他弟弟赖贤浦还娶了王敏川的长女，可王敏川与连温卿决裂后组织中国台湾赤色救援会，赖和就没有加入，对与连温卿并称“连杨反干部派”的杨贵（杨逵），还照顾提携有加。同样，民众党内部，林献堂、蔡培火等人，不满于该党在蒋渭水的领导下逐渐左转，使“民众党的政策显然有迁就阶级斗争的倾向”
，（叶荣钟：《日据下中国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第471页。）因而退出该党另组中国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赖和亦没有跟随，可他在1933年由蔡培火主其事的中国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第十五次（即最后一次）请愿活动中，与洪元煌共同担任中部请愿签名书的收集人。可见，赖和为人行事是不论好恶亲疏，凡是对抗日有利的人与事，他都予以支持。
第二章“奶母”与奠基者——赖和的新文学道路
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肇始于日据时代后半期。它既上承祖国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绾系民族文化的纽带，又以更新文化、开启民智、激发民族意识、抗击异族统治为己任，成为抗日民族运动的一部分。赖和正是其领军人物之一。赖和是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推动者、“奶母”，“只要是为了中国台湾的新文学得以发展，为了作品的品质得以逐步提高，他是任何付出都不推辞的”。(杨守愚：《赧颜闻话十年前》，《台北文物》第3卷第2期，1954年8月。)他所从事的新文学运动起初正是以文化抗日运动的一个分支队伍的姿态出现，而他从事新文学活动的初衷也正是以此为武器，“这一支以文字写作作为武器的运动，因为性质特殊，后来一起发展壮大，而且还摆脱从属的地位，纯站在文学的立场，发挥它的功能”。(王诗琅：《日据下中国台湾新文学的生成及发展——代序》，引自《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276页。)赖和所倡导的中国台湾新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他以文学解剖社会，吐民心声，为百姓解精神之苦；同时，也揭露殖民统治者及其走狗的丑恶面目，抗议他们鱼肉人民、为非作歹的暴行，唤醒人民的反抗精神。因此，对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主阶级来说，赖和是叛逆者，是毫不妥协的抗议者。
第一节　忧时亦有枕戈心——新文学理念的创建
赖和没有长篇大论的理论文章，他的新文学理念是通过参加新文学运动和“新旧文学论争”表达出来的。一般认为，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从“新旧文学论争”开始的，而这场论争是“1920年7月先由白话文运动发其端绪，至1924年4月张我军出而引燃全面战火，达于高潮。论战直延到1942年2月才告平息，其时间之长几与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相终始，影响至为深远”。(梁明雄：《日据时期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3页。)
1924年4月，远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的中国台湾青年张我军，身受五四思潮的洗礼，眼见得中国台湾议会设置运动横遭挫败，而岛内诗社林立，诗人们沉湎于毫无意义的“击钵吟”，如此欲求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于是以“文学清道夫”自居，写下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台湾民报》上，痛击旧文学的弊害，呼吁大家“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从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旧文学论争，同时也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序幕。
在这场论争中，赖和始终是与张我军同一战线的。他有关的文章不多，计有《答复〈中国台湾民报五设问〉》、《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台日纸：指《中国台湾日日新报》，总督府的机关报。)《谨复某老先生》、《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等篇。这些文章，多为有针对性地回答某个问题或批驳某种谬误，观点比较零散，并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但也鲜明地传达出他颇为重要的新文学理念——为社会、为民生。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心世道，力挽颓风——文学须适应时代的需求
旧文学属于“既往时代”，虽然“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在眼下严酷的被殖民社会里，旧文学只能起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用——“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着的人们，能够满足地，优游自得，啸咏于青山绿水之间，醉歌于月白花香之下，怕只有旧文学家罢？”，(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8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即使“遁迹山水之间，忘形花月之下”，比向殖民者摇尾乞怜之辈略微高明，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同样的卑怯、无能，怎么可能做到“有心世道，力挽颓风，欲致之三代”呢？(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3—94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何况，旧文学久已衰颓了，其原因“是在他的至上理想，只专一地在过去内去找寻，而不在生机较高的未来中去找寻——尊礼传统之高如尊礼宗教的教义——繁富的想象力让位于鲁钝的智能，粗疏的形式代替了活动的生命，规律和经典代替了创造力”。(这可能是赖和的读书笔记，见《赖和全集》第2卷第220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把这种艺术观奉为神圣的“旧文学大师们”，只能创作“中国台湾现代疮烂的固有文化，养成了一般人们懦顺的无二德性”。(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90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二、融中原文化，沐欧美风雨——文学是社会进步的产物
赖和虽然并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有着唯物主义的文学发展观。他认为，文学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的。他说：
人们的，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状态，每因时间的关系，环境的推迁，渐渐地变换转移，两生活的表现方式，（文艺绘画雕刻等）也同时随着变迁。由文学史的指示，所谓中原文学，实际、雍容、雅淡的态度，在一时代，受到北方，悲凉、慷慨、雄壮的影响，气质上增益些强分，又受到南方，理想、优游、致密的淘化，词彩上添些美质，后再受到佛学的影响，渗入很浓的空无色彩，最近又被沐于欧风美雨，生起一大同化作用。(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2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这即是说，中国文学是在中原文学的基础上，吸取了其他地区文学的新鲜血液和有益滋养而发展起来的，向别民族文学学习优长，正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如果不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进化了，范围扩大了，而精神生活内容充实了，眼界拓展了，就不可能打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也不会有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而这些，正是文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新文学有“西洋风味”、“牛油臭”，正是中国文学的进化。既然人们的生活已经现代化了，固守旧文学阵营的“某老先生”也利用到“汽油的臭味固很强”的报纸，(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3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那么，“新文学的构成，自然结合有西洋文学的元素”，(同上，第92页。）则是必然的了。
三、耳目所能接触，情感所得体验——新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
赖和认为，“由来文学就是社会的缩影”，新文学家是以“民众为对象”，以反映“现社会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为宗旨，其作品“能认识自我、能为自己说话、能与民众发生关系”，所以，新文学“较有活气、较有普遍性、较易感人、较易克完文学的使命”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8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新文学的描写对象是社会生活，是“耳目所能接触，情感所得体验的；自然界里、群众中间，拾取题材”赖和：《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赖和全集》第2卷第206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尤其是处在社会底层的苦力，他们“也是人，也有灵感，他们的呐喊，不一定比较诗人们的呻吟，就没有价值”同③，第90页。。他们“受到鞭扑的哀鸣，痛苦、饥饿的哭声”，是既有的事实，将其描写出来，也是艺术。这正是新文学才能克竟的功能。
四、倡导平民文学，普及民众文化——新文学的社会功利性
赖和注意到了文学的功用，他说：“吾们要申展个性，发见生命的价值，享受生活的趣味和快乐，须要脱出因袭的环境，破弃盲目的生存，创造文化生活才能够达到。”赖和：《未命名（吾们）》，《赖和全集》第2卷第208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而新文学则更具有社会功利性：“我们是要唱道（倡导）平民文学、普及民众文化的这一种艺术运动，那富有普遍性的新文学是顶适用的工具。”赖和：《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赖和全集》第2卷第20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新文学的宣传作用、启蒙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它的接受对象主要是民众，是要“输许些精神上的养分，配给那对文人文学受不到裨益，感不着兴趣的人们”同②，第206页。。因此，“她的标的，是在舌头和笔尖的合一”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87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像老妪能解的诗文，乞丐走唱的语曲，都有其文学价值，“有思想的俚谣、有意态的四季春、有情思的采茶歌，其文学价值不在典雅的诗歌之下”同③。。新文学因为包含了这些内容，才愈有普遍性，愈见着精神和热血。
五、光明正大的输入品——中国台湾新文学的性质
认为“文学革命之呼声渐起，新旧思想之冲突渐烈”是近年来中国台湾发生的不容忽视的重大事情，而中国台湾的文学革命即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是受世界潮流的冲击，更是始终追随着祖国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脚步。由于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在时间上是紧随在大陆新文学运动之后，在其发展的步骤上，也和大陆新文学运动并无二致，由提倡“文字的改革”开始，继而进入“文学的改革”，因此，有人断定，“它的发轫，殆是原原本本抄袭五四后的文学革命运动”王诗琅：《中国台湾·祖国的文化交流》，原文发表于1949年7月《新希望》第20期，引自张良泽编《王诗琅全集卷九·中国台湾文学重建的问题》，（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页。，甚至“更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中国台湾版”叶荣钟：《中国台湾民族运动史》，（台北）自立晚报社1990年6月版，第544页。。赖和尽管没有说得这样明白，但毫无疑问，他也是持这种观点的，所以在《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一文中，才会有“中国台湾的新文学，虽不是创作，却是光明正大的输入品，决不是脏物”之说。这里的“创作”是“创造”之意，赖和认为中国台湾新文学不是中国台湾本土的创造，而是输入品。有人根据同一篇文章中“新文学运动，纯然是受着西学的影响而发动的”一说，歪曲赖和之意是说中国台湾新文学所输入的是“西学”，而非中国新文学。事实上，这句话中的“新文学运动”并不特指中国台湾，而是泛指中国，这只要对照下面一节谈旧文学，提到先秦、楚辞、汉赋、唐、宋、汉民族、汉人种，等等，就很清楚了。而再下一节，谈到“现时的作品”，特地加上括号里的“中国台湾”两字，说明这里是特指。赖和本人，也是在祖国新文学运动的辉煌成果的鼓舞下，拿起笔来开拓中国台湾新文学天地的。他说：
现在的中国台湾虽尚黑暗，却也有一缕的光明可睹，若说到礼教文明的中华，那旧殿堂久已被陈独秀的七十二生的大炮，所轰废了。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91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七十二生”应为“四十二生”之误，是英文centimetre的音译。这段话来自陈独秀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学革命论》，在文章的结尾处，陈独秀激情地高呼：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不容否认，赖和受陈独秀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
不少论者都认为，赖和在与反对新文学者的辩论中，一再强调进步的文学观，是与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合流的。这是有根据的，可以用赖和的原话作为佐证：“新文学在中国是经过了讨论时期，在开始着建设的工作。不须更引彼时所讨论的例，来辩护解释，空占许多篇幅。”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这是在与“某老先生”辩论文章结尾处所写，意思很明白，自己与“某老先生”的争论内容，已在中国新文学讨论时期涉及过，所以，无须多费口舌。这亦证明了，在赖和心目中，中国台湾新文学与大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是同辙合拍的。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赖和在中国台湾新文学刚刚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一方面用杰出的创作实绩艰苦地拓荒，另一方面也颇为重视理论建设方面的工作。虽然其观点比较零散，没能形成系统，但亦不失成熟、稳健，很有说服力，为新文学在论争中战胜旧文学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二节　呕心沥血的付出——新文学运动的推展
怜悯和叛逆是赖和个性的基调，也是以后他从事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精神。在赖和的胸膛里，有一颗同情弱者的慈悲心。王诗琅说：“他同情弱者。他是看见了贫困的人们悲惨的生活就不禁叹息的人道主义者。”王诗琅：《赖懒云论——中国台湾文坛人物论（四）》，《中国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他对穷苦病人的不吝救治，正是出于此，而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直接面对社会现实，以殖民地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为题材。但赖和并不仅仅是叹息。
我们知道，中国台湾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据1895年日寇强占中国台湾已经二三十年。在此之前，丘逢甲、唐景崧、简大狮、柯铁虎、林少猫、罗福星、余清芳等人不断进行的武装抗日斗争遭到失败，日本人在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已经确立，统治力量遍及全岛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中国台湾“不愿异族统治的民心，仍然如故”。（王诗琅：《日据下中国台湾新文学的生成及发展——代序》，引自《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275页。）由于日本统治者交替使用剿抚并用的殖民政策，中国台湾人民的武力抵抗此时早已平息，可抗日民族运动并未停止，只不过转换了斗争方式，进入了非武力反抗的第二个阶段。新反抗运动的领导者，都是受过新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多种多样，有政治运动、启蒙运动、妇女运动……而最先最引人注目又是最有成效的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则又是新文化运动相当重要的一环。
早期的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与政治运动、文化运动融为一体的，拥有共同的队伍、共同的阵地，属于共同的社团。如中国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中国台湾文化协会就是这样的团体，而《中国台湾民报》（及其前身）也是这种性质的综合性刊物。这点与大陆五四文学革命开拓期基本上是一致的。参与这些团体的知识分子，因忙于各项政治、文化活动，多无暇顾及这种“缓不济急”的文学创作工作。纵有少数涉笔者，也是把文学看成是工具，欲藉此推展政治、文化运动。所以，“此期的文学是附庸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及民族开放运动之下，并非纯粹的文学运动”。（黄得时：《“日据时代的中国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中国台湾）《大学杂志》1974年11月第79期，第28页。）
从1931起，中国台湾抗日民族民主政治运动开始低落，渐渐走入低潮。因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在中国台湾，殖民当局也加强了法西斯的残酷统治，大举搜捕台共分子，使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组合及中国台湾工友总联盟一蹶不振，中国台湾文化协会也被迫解散。左翼的社会运动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受到全面的压制而无从开展，新文学运动遂成为代替社会运动的惟一出路。据当事人张深切在其自传《里程碑》中说，1934年，赖明弘和几位朋友劝他“组织一个文艺团体来代替政治活动”，他的想法是：
我看组织已经被摧毁，自治联盟也陷于生死浮沉的田地，生怕中国台湾民众意气消沉，不得不决意承担这个带有政治性的文艺运动。……在这文艺启蒙时期，与其说是一跃要建立文坛，不如说是要建设文艺运动的基础，来代替政治运动较为恰切。这次标榜的文艺运动，骨子里是带有政治性的，所以我们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一运动的领导权。转引自陈少廷：《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110—111页。
赖明弘后来也撰文回忆道：
回忆当时中国台湾的客观情形，有着使中国台湾文学运动发生的各种因素存在，盖当时反对异民族统治的政治运动受了最严重的威胁和打击，乃由合法趋入地下活动，表面上看来，进步的中国台湾政治运动被摧残，被压迫得零落无声，呈现着一片萧条景象，这使中国台湾知识分子必然的要找出路，一方面，自由主义思潮的澎湃是控制不住的，由于这客观情势的要求，中国台湾知识分子自然而然的对建立新文学这一条路认真地站起来，大家并且认为有组织文学团体的必要，所以才很快的就能成立中国台湾文艺联盟。赖明弘：《中国台湾文艺联盟创立的断片回忆》，《台北文物》第3卷第63页，1954年12月。
政治运动的挫折，迫使知识分子改变路向，从事较温和的文艺活动，以赓志业。
同时，20世纪30年代，中国台湾新文学已进入了发展期。与开拓期的20世纪20年代不一样，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济济多士”，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评论等全面开花，作品不胜枚举，且有相当的水准。文学事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总会迫切地需要有自己的阵地，以及拥有一专门的队伍。在政治与文学本身的双重的需求之下，独立的新文学期刊、社团就在中国台湾各地应运而生了。这些组织，赖和不可能都参加，但只要是他参加了的，都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一、《中国台湾民报》：从发表作品到主持“学艺栏”
《中国台湾民报》的前身是《中国台湾青年》、《中国台湾》，是1920年7月16日起，由东京中国台湾留学生在中国台湾父老的资助下创办。1923年4月15日，《中国台湾民报》发行，由半月刊而旬刊而周刊，一直到1932年4月15日改为发行日刊《中国台湾新民报》止，办得有声有色，在中国台湾民族运动中的建树特别大。《中国台湾民报》是当时中国台湾人的惟一喉舌，虽然在当局的压制下，仍能坚持中国台湾人的立场，“呼吁诉苦，对总督府的恶政加以指责批难，对日本人的歧视曲解予以纠正解释”。（叶荣钟：《日据下中国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第612页。）同时，它对中国台湾民众的思想、文化启蒙也做了很多工作，贡献相当大。
《中国台湾民报》（包括它的前身）亦是中国台湾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的产物。据叶荣钟说：
第一白话文的输入与应用是其最大的功绩之一。第二因为《中国台湾民报》的努力，中国台湾知识分子和祖国五四以后的民族精神与思想文化才能够接上线，发生影响下鼓励作用。勿论思想知识因为人数较多、交通较利便的缘故由日本输入者为多，但是精神上与祖国发生交流也可以说是中国台湾对祖国的“文化的归宗”，予中国台湾民族运动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至于新思想、提倡新文学运动、妇女自觉运动等等，毋宁是对祖国的运动亦步亦趋，或者可以说是五四的中国台湾版。同①。
其实，白话文的输入也是与祖国五四新文化“接上线”之举。《中国台湾民报》创刊号上刊载陈逢源的祝诗两首，其中第二首是：
诘屈聱牙事可伤。
革新旗鼓到文章。
适之独秀驰名盛。
报纸传来贵洛阳。
可见，推行白话文亦是对祖国新文化运动的效法。其后，《中国台湾民报》同仁还创设了白话文研究会，号召该报读者，凡有志研究白话文的，均可入会。《中国台湾民报》还将中国政治现状、中国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作品尽可能地介绍给读者。
赖和起初在《中国台湾》、《中国台湾民报》上发表旧体诗，1925年开始，陆续在《中国台湾民报》上发表白话文作品，创造了几个中国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1927年，《中国台湾民报》获准从东京移入中国台湾，而在此前的1926年，赖和已经开始主持该报的文艺栏，他对这个栏目的呕心沥血是众所公认的。据杨守愚在《小说与懒云》中说，当初《中国台湾民报》设立文艺栏，物色主持人，“除了人选难觅，报社本身的财务，也没有余裕来增请一人。这样经过数次讨论之后，才知道了要一起解决人才和经济难题的上策，将文艺栏创设的重责整个嘱托于懒云氏之外，别无他法。”杨守愚：《小说与懒云》，《中国台湾文学》第3卷第2号，1943年4月28日出版。赖和的努力，不但推进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还培养扶持了不少新人。1929年，中国台湾新民报社创立，赖和出任“相谈役”（最高顾问），后任该报“客员”（兼职编辑），仍主持文艺栏，并在该报上发表了各种体裁的作品多篇。
二、《南音》：以天赋加努力和诚意的创作为其增光
1931年底，由黄春成发起，台北、台中包括赖和在内的一群爱好文学的人士组成了“南音社”，次年1月1日，白话文纯文艺的半月刊杂志《南音》创刊。叶荣钟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说，他们这些志无所出、歌以当哭的文士们，当此百不可为、混沌惨淡的时代，除了想藉创办杂志来消愁解闷之外，还希望“能够在这些迷蒙苦闷的人们的心灵上，添一点文艺的润泽，给一点生活上的慰安”，“做个思想知识的交换机关，尽一点微力于文艺的启蒙运动”。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南音》的使命便是：第一，设法使思想和文艺普遍化；第二，提供作品发表园地，鼓励作家创作。
《南音》于1932年1月1日创刊后，发行至同年11月8日被查禁而告停刊，共出十二期。《南音》的寿命虽然不长，但内容甚广，评论、创作兼有。其文艺路线最值得注意的，一是提倡文艺大众化，二是主张中国台湾话文。在《南音》上发表的作品，属赖和之作最为引人注目，在创刊号上他就发表了小说《归家》，以后，又有《惹事》问世。郭秋生曾说：
懒云兄的《惹事》，真的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了，那样的题材，确是非他的关心不能把握，非他的伎俩不够以表现出来的。郭秋生（芥舟）《南音》，《南音》1932年9月第1卷第11号，第25页。
黄春成也将《南音》的成就归功于赖和，他说：
他的小说，无论何人都说好的，虽说他具有创作的天禀，但他的努力和诚意，是使人加倍尊敬的！不客气说一句话，假使《南音》有点声誉，他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换句话说，《南音》不至被人唾弃至于无容用身之地，也可说藉他的光不少！黄邨城（春成）：《谈谈〈南音〉》，《台北文物》第3卷第2期第57页，1954年8月。
三、中国台湾文艺联盟和《中国台湾文艺》：坚辞领导之职，而以创作支持
1934年5月，中国台湾文艺联盟成立。这是中国台湾第一次全岛文学界大结合的组织。在此之前，中国台湾独立的新文学活动，皆是地域性的。南音社由北、中部的作家组成，中国台湾文艺协会是北部的组织，中国台湾艺术研究会是以东京的中国台湾留学生为中坚，而中国台湾文艺联盟则打破了地域界限，也超越了一切派别，把全岛的作家及文学爱好者团结在一起。在文艺联盟的成立大会上，来自全中国台湾的作家八十二人济济一堂，堪称空前的壮举，也是中国台湾新文学史上最生动最精彩的一页。这在当时就引起强烈反响，各地文学同好纷纷响应，报纸上的呼应文章几乎天天都有，对日后的影响也极为深远。赖明弘在后来谈到文艺联盟时，指出：
由于中国台湾文艺联盟的成立，才确立了文学运动的第一步，才起了领导中国台湾文学运动的作用。文联团结了作家，团结了知识分子，更溶化所有反封建反统治的，富有民族意识的中国台湾文化人于一炉，展开了提高文学和文化水准的工作，并确保了中国台湾精神文化的基础而对异民族表示了坚毅不移的抵抗。所以我敢说这是中国台湾知识分子的重大表现，其所留下的足迹是具有历史性的。赖明弘：《中国台湾文艺联盟创立的断片回忆》，《台北文物》第3卷第63页，1954年12月。
后人也认为：“中国台湾文学运动之具有意识性、形象性与具体性，实由于中国台湾文艺联盟的成立而发轫而发展。”梁明雄：《日据时期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03页。
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文艺团体组织案”，选举联盟委员十五名，由中推出赖和、赖庆、赖明弘、何集璧、张深切为常务委员，并公推赖和为常务委员长，而赖和坚辞不受，旋改推张深切担任，赖和仍任常务委员。会上还通过了“机关杂志案”，并于同年11月5日，刊行机关杂志《中国台湾文艺》。
文艺联盟的主张仍然是推展文艺大众化，其在成立当日就曾通过有关提案，包括以下三点：1. 写与大众生活有密切关系之作品；2. 文体与文字宜用一般读者容易理解程度；3.
对一般大众唤醒他们的艺术趣味。之后，委员长张深切又在《中国台湾文艺》第2卷第5号上发表《〈中国台湾文艺〉的使命》1935年5月出版。一文，强调：“我中国台湾文艺带有启蒙运动的特别使命，不仅要为发表咱们的意象，同时也要有启导大众的义务”，“深望我同志们倍加努力，不要只为满足自己的意象而执笔，最紧要的还是把大众为对象，来完成咱们的启蒙工作，这样做去，所谓文艺大众化才能达到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还在文中指出两点做法：
第一、考中国旧文学形式而配以苏俄描写与情节并重的新文学形式来改造新文学。
第二、择替中国台湾民众诉苦，为中国台湾民众吐露希望，情节有趣而具社会性的题材来创作。
赖明弘也在该号上撰文《我们目前的任务》，提出文艺联盟目前的任务是：“亲近读者，和大众握手。超越修改，提携行进。支持‘文联’，拥护‘台文’”，并极力呼吁同胞团结努力以促使中国台湾文学强盛成长。
《中国台湾文艺》是日据时期寿命最长的一份文艺杂志，其内容充实且多样化。身为文联常务委员的赖和，一面参加文联的活动，一面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了文联的主张。他发表在《中国台湾文艺》2卷1号1934年12月出版。上的小说《善讼人的故事》，取材于民间传说，写百姓与地主恶霸斗争的故事。同刊2卷2号1935年2月出版。上的新诗《呆囡仔》是中国台湾口语化的民谣体，清新活泼。这正是出于文艺大众化的指导思想。
四、《中国台湾新文学》：编、创并举倾力辅佐
中国台湾文艺联盟为在政治高压下能够生存,也为能把意识形态、艺术主张各不相同的作家集合在一起，奉行“无路线”、“不偏不党”、“无为而有为”、“无行动而有行动”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台湾文艺》渐渐偏离初创的主旨，由民族性、政治性转向纯文艺性，甚至有些描写风花雪月的游戏文章，所发作品以中文为主也变成以日文为主。这样，引起了文艺联盟内部一部分人的不满。1935年6、7月间，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编辑委员杨逵与代表文联现行方向的张星建之间，围绕着是否发表日文作家蓝红绿的小说《迈向绅士之道》，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不仅仅是一篇小说的去留，背后隐藏着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张星建的意见得到张深切等人的支持，占了上风。这之后，杨逵曾试图改变文联没有明确路线的状况，未果，于是，携夫人叶陶脱离《中国台湾文艺》，于1935年12月28日，另行创办《中国台湾新文学》杂志。杨逵的脱退虽然造成了中国台湾文艺联盟的分裂，而文联组织过于庞大松散，成员相互间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分裂也是在所难免的。
对此事，当时有鼓励支持与批评反对两种声音。赖和没有明确表示意见，但从他担任《中国台湾新文学》的编辑，而且自此以后，不再在《中国台湾文艺》上发表作品来看，他是站在杨逵一边的。
《中国台湾新文学》的作家阵容与《中国台湾文艺》的差别不大，作品风格基本一致，但因杨逵的主张在编选中得到贯彻，所以比《中国台湾文艺》富有写实精神，而且注重中文作品。为了挽救中文稿件渐少的状况，并鼓吹中文创作，《中国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10期12月号，推出了“汉文创作特辑”，一口气刊登了八篇中文创作小说。由于这些小说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意识和抗议精神，因此被殖民当局以“内容不妥当，全体空气不好”为理由，禁止发行。
在当局的多方干涉和内部矛盾导致分裂的双重打击下，《中国台湾文艺》于1936年8月28日刊行到第15期后，终告停刊。此后，《中国台湾新文学》单独负起新文学运动的使命。它的“选稿原则相当开阔，凡是支持民族或自由民主理念的作品，不论日本人或中国台湾人的稿子都加以采用。每期并刊有读者通讯以联系，并多次筹措经费举办‘中国台湾新文学赏’及‘全岛作家竞作号’等征文活动，对于鼓吹新文学创作不遗余力，尤其自第10号起《中国台湾文艺》已经停刊，《中国台湾新文学》便成为推动新文学运动的惟一刊物”。（梁明雄：《日据时期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13页。）1937年6月15日，《中国台湾新文学》发行6、７月合并号之后十天，中国台湾总督府下令废止汉文，禁止所有的杂志刊行中文作品。同时，中国台湾新文学社本身也存在经济问题，不得不宣布停刊。它历时一年半，共发行了十四期，外加供同人互相讨论文学的《中国台湾新文学月报》两期。
赖和在《中国台湾新文学》上发表小说《一个同志的批信》，以及旧体诗《寒夜》、《苦雨》、《田园杂诗》、《新竹枝歌》等。这也是赖和最后发表出来的作品。
同样，当时其他与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有关的报刊也都有赖和的名字在内，他不仅出钱出力参与办刊，还身体力行地用自己的作品支持刊物。1928年，新文协的机关刊物《中国台湾大众时报》创刊，原本总部准备设在台中，赖和任“监查役”（监事）兼“嘱托”（特约）记者，但最终仍在东京印行，出版到第8号，在东京即遭查禁，第10号后，未经预示终告停刊，前后仅两个多月。1931年，《新中国台湾大众时报》在东京创刊，没有赖和参与其事的记录，但他的四弟赖通尧却出任发行人、编辑人兼印刷人。1930年8月，左翼的《中国台湾战线》发行，赖和与中国台湾共产党人谢雪红等都列名在内。1930年9月，赖和与同为彰化人的黄呈聪、杨宗城、林笃勋、许嘉种诸人共同发起创办《现代生活》半月刊杂志，并在创刊号上发表小说《棋盘边》和随笔《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可惜这份刊物只出了一期。另外，《晓钟》、《新生》、《东亚新报》也都曾发表他的作品。
第三节　爱的大纛与憎的丰碑——与五四接轨的新文学创作
赖和与祖国新文学第一代作家一样，为了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用笔做刀枪，以歌为号角。他在创作方面很大程度地吸收、借鉴了五四新文学的创作经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鲁迅的选择与接受。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我生不幸为俘囚，岂关种族他人优——由历史的差异性看赖和不同于鲁迅的启蒙立场》。作者中国台湾成功大学副教授游胜冠认为，赖和与鲁迅的比较研究是中国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却是一种“研究偏向”。
把赖和与鲁迅相提并论,并不是自今日始，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942年，中国台湾作家黄得时就在他的《挽进の中国台湾文学运动史》载《中国台湾文学》第2卷第4号，第9页。一书中，把赖和比之为“中国台湾的鲁迅”，得到了当时文学界的普遍认同。这一提法，在今天已经成为定评，翻开任何一本大陆出版的中国台湾新文学史之类的书籍，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比较，日本学者中岛利郎还写过文章编过书，进行这方面研究。中国台湾学者们也不例外，即使是被叶石涛、陈芳明们盛赞的、在赖和作品中发掘出“中国台湾独立”意识的中国台湾成功大学教授林瑞明，也曾以《鲁迅与赖和》为题，对两者作过细致、中肯的比较。他说：“赖和在日据时代就赢得‘中国台湾的鲁迅’的称号，说明中国台湾人对赖和、鲁迅都是有所理解的。”林瑞明：《鲁迅与赖和》，载［日本］中岛利郎编《中国台湾新文学与鲁迅》第91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我们知道，赖和终其一生并未见过鲁迅，鲁迅也不大可能知道中国台湾有个赖和，那么，赖和与鲁迅必定有某种相似点、某种联系，才能使这种并列得以成立，且为世人信服。纵观赖和的生平与创作，果然发现他与鲁迅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例如，赖和与鲁迅都是学医出身，而他们对社会的最重要贡献却是在文学上。鲁迅是弃医从文，终身从文；赖和则是亦医亦文，日以从医，夜以从文。可是，仅凭这一点，并不足以提供两者放在一起比较的依据。重要的是，他们所处一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为殖民地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所不同，可他们的文学都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分别为各自所处社会的现代文学树起了第一面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赖和对中国台湾新文学的开创之功，足可媲美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赖和在中国台湾与鲁迅在大陆一样，都积极参与新旧文学论战，但他们都没有在论战中充当主帅，而是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创造新的文学，开垦出新文学的第一块处女地，率先撒下良种并收获丰硕的果实，从而为新文学战胜旧文学的最根本性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以骄人的实绩。而且，他们都“无私地提携后进，使得文学在促进文化向上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赖和全集》第3卷第6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赖和与鲁迅的这许多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巧合，更非刻意模仿，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救国，投身唤醒民众，解放民众，争取科学、民主、独立的运动所走的共同道路，令他们不谋而合。同时，也是赖和对鲁迅的自觉选择。
一、进入期待视界：天然的契合加自觉的选择
赖和对鲁迅的崇拜是有记载的。1945年，杨守愚将赖和第二次入狱后所写的日记遗稿整理发表，题为《狱中日记》。在为《狱中日记》所作的序言中，杨守愚就曾说过：“先生生平很崇拜鲁迅先生。”与赖和既是好友又是同时代的新文学作家的杨云萍，曾回忆在赖和逝世前去医院探望时的情景：
话说得起劲，就讲到鲁迅，便谈到《北平笺谱》了。……过了一会，赖和先生突然高声说：我们所从事的新文学运动，等于白做了！我诧然地注视着赖和先生。他把原来躺卧着的身体，撑起上半身来，用左手压住着苦痛着的心脏。我慌忙地安慰他：不，等过了三五十年之后，我们还是一定会被后代的人纪念起来的。林瑞明：《鲁迅与赖和》，载［日本］中岛利郎编《中国台湾新文学与鲁迅》第92—93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这是1943年初的事，自从1937年日本殖民者强制性地推行“皇民化”政策以来，中国台湾中文的新文学运动已被迫停止了，赖和也不再从事新文学创作，只在私下里写写传统诗，所以他有“我们所从事的新文学运动，等于白做了”的悲怆。而赖和把鲁迅与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联系起来谈，可见他对鲁迅和中国台湾新文学的关系是肯定的。换句话说，他肯定自己所从事的新文学运动是受到鲁迅的影响，而且，一直到死，心中都有鲁迅存在。
依照接受美学的理论，文学的社会效果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充分体现其真正的可能性：“接受者从阅读获得的经验进入他生活实践的期待视界，修正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并且反过来作用于他的社会行为。”［德国］姚斯：《接受美学》，转引自朱立元《接受美学》第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赖和虽然生活在与祖国隔断的殖民地中国台湾，但始终密切地关注着祖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他通过在大陆行医、赴大陆经商留学的亲友的邮寄，以及《中国台湾民报》和日文书刊等多种渠道，了解五四新文学动态，获得五四新文学作品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在众多的五四作家中，对鲁迅最为推崇，是因为鲁迅的文学真正“进入了他生活实践的期待视界”。
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巨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中国的脊梁”。他毕其一生，挥动如椽大笔，不断地与专制社会及附庸其上的文化礼教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以强有力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力量，去拯救国民的灵魂。鲁迅的文学不但在内容上是充实的，艺术上是完美的，而且较之他人的文学，更适于表现中国社会的现实，更适于贯注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理性认识和审美认识，因而也更适于启发中国人民的觉悟，激发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中国台湾在历史上以及当时，虽然不断地被侵略者强占，与母体飘离，但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大陆有着共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则是相同的。因此，同为中国文化先锋一分子的赖和，与鲁迅就有着一种天然的契合，他是从自己的文化视境中选择接受鲁迅的。
那是在最严酷的日据时代，赖和痛切地感受到中国台湾民众所受到的政治上的绝对压迫和经济上的彻底榨取。当时，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直接地参加政治活动，抵抗日本人，保持民族的骄傲；或者向现实低头，训练自己成为“御用绅士”，以求令人不齿的荣华富贵。赖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第一条。他一方面投入实际的抗日政治斗争，凡中国台湾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无不公开参与或是秘密援助；另一方面，他以文学为武器，开辟了反帝反封建的第二条战线，而且，在这条战线上建立了更大的功绩。虽然不能说没有鲁迅就没有赖和的文学活动，但鲁迅对赖和的启发和影响是明显的，杨守愚就认为，赖和不但在创作态度上接受鲁迅，而且在对解放运动的见解上，也完全和鲁迅的主张“……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合致杨守愚：《狱中日记·序言》，《赖和全集》第3卷第6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