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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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励志名言

《“逃离”大学》是中国青年报的资深记者吴苾雯的力作。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而读大学最怕选错学校和专业!

本书以大量的事例和深层的思考证明:大学居然可以这样读,专业居然可以这样选,职业居然可以这样挑,成功的人生之路居然可以这样走!!!

志愿是一个人喜欢的知识领域,是一个人向社会公开表明的志向和愿望。目前有40%的大学生在学习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没有人会想到,经过千心万苦进了大学的他们,会义无反顾的逃出大学;没有人会想到,大学毕业后,有人会在大学宿舍的墙壁上写满遗憾乃至愤怒的话。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博士帽变成敲门砖,学历最高的人不一定是成就最大的人,不一定是拿钱最多的人

学生创业所激发的不仅是老板梦致富梦,他们启蒙着拒绝群体性的随波逐流的时代。

他们只在乎舞台和天空,他们追求的是多姿多彩的生活。

《“逃离”大学》是中国青年报的资深记者吴苾雯的力作。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而读大学最怕选错学校和专业!
本书以大量的事例和深层的思考证明:大学居然可以这样读,专业居然可以这样选,职业居然可以这样挑,成功的人生之路居然可以这样走!!!
志愿是一个人喜欢的知识领域,是一个人向社会公开表明的志向和愿望。目前有40%的大学生在学习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没有人会想到,经过千心万苦进了大学的他们,会义无反顾的逃出大学;没有人会想到,大学毕业后,有人会在大学宿舍的墙壁上写满遗憾乃至愤怒的话。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博士帽变成敲门砖,学历最高的人不一定是成就最大的人,不一定是拿钱最多的人
学生创业所激发的不仅是老板梦致富梦,他们启蒙着拒绝群体性的随波逐流的时代。
他们只在乎舞台和天空,他们追求的是多姿多彩的生活。
学历和专业已开始退居“二线”,在一棵树上吊死的人越来越少,深圳的年轻人,平均一年就跳一次槽。
人往“高处”走,他们却往“低处”流,他们只在乎拥有一片自由的天空,只在乎能快乐的做自己的事。
用知识和才能为魔鬼服务,会成为魔鬼的侍从。

第一章 苦涩的“志愿”
序:大学生的“背叛”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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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东平

正当我们凯歌行进、意气风发地迈入"知识经济"和"学历社会",媒体和书商不遗余力地打造"哈佛女孩"、"牛津男孩"的当代神话时,《中国青年报》的资深记者吴苾雯的力作《"逃离"大学
》在这片现代化的交响中发出了一个不谐和音--或许更甚,是一声惊雷。

我们已经零零星星地知道大学校园里的另一道风景,很多学生失望、无奈、厌学、逃课;我们没有在意,没有深究,以为那是每一个时代校园里都存在的少数问题学生,现在则多了些扮"酷"和标新立异的"另类"。吴苾雯敏感地捕捉住并强烈地放大了这一现象,她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庞大的"逃课族"。据一个调查,"基础课逃课率在25%以上,专业课逃课率在20%左右,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公共课的逃课率在50%以上!"而在一些高校,因不喜欢所学专业而厌学的学生比例竟高达40%!还有一些学生另做选择,退出了这场以消磨青春为代价的"游戏",自己玩去了。"逃离教室"和"逃离大学"的学生原因复杂、情况各异,也不是完全没有所谓校风、学风的问题;但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教育现象,深刻地暴露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危机和文化危机,蕴涵着具有挑战性和颠覆性的强大力量。在莺歌燕舞的高等教育的高速道下,我们看到了地火在运行。

我想起了80年代初那场影响深远的人生观大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一命题的当代版,是数以亿计的青少年正在深深陷入的人生困境:对未上大学的人而言,人生的路只有"上大学"一条;对许多终年苦读、披荆斩棘进入大学的幸运儿,却是对大学深深的失望和困惑。

这种失望有两个基本的来源。一是许多视高考为人生惟一目标的学子,在专业选择时或者是茫然无知,或者是屈从了师长或世俗,进入大学之后才发现对所学专业毫无兴趣。学习于是成为一种折磨,这种苦楚之深之痛,每一个性情中人自不难理会。更多的学生感到失望的是陈旧的教育和教学。繁多的课程,陈旧的教材,满堂灌、填鸭式的讲授,死记硬背的考试,使得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涯被称为是"后中学时代"(王朔的说法是高四、高五、高六);而读研究生,又回到"本科时代"。他们理想中的大学,他们心仪的教育,"应该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但是他们没有那种被摇动、被推动、更没有灵魂被唤醒的感觉,却感到"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同样的产品,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出国派"忙于考"托"考"G","实践派"忙于在校外兼职打工。"分数、出国、赚钱,现在学生的道路似乎被限制到如此狭窄。他们日益繁忙,却不知道为何繁忙……"

大学生的这种自我写状,大致是当前教育的实情。我国的高等教育,近些年来在数量、规模、培养能力上迅速发展,在管理体制和教育教学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无需讳言,就整体而言,它仍未能超越5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和计划体制的架构,其内在的品质、文化和属性--或者说教育的"软件"--并未得到应有的更新和改善,远远落后于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实际要求。而现代教育的"现代性",归根结底,正是由教育的"软件"制约和说明的。例如,学生转系、转专业的学习自由,早在1952年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之后就消失了,学生"服从国家需要"、"干一行,爱一行"逐渐成为天经地义的事。不难认识,缺乏对人的个性发展、兴趣爱好、学习自由的基本尊重,学非所愿,用非所学,不仅造成人力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也是这几十年来优秀的创造型人才难以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无视教育规律,甚至有违人性的做法,至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矫正,尽管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呼唤"创造型人才"。激烈的升学竞争继续掩盖着高等教育陈旧落后的真相,扩招的巨大压力则压倒了高等学校改善内在品质的动机。与之相伴的另一个基本事实是,时至今日,学生对学校的管理、教师和教学几乎没有什么管理的权力和参与的渠道。缴费上学的学生仍被习惯性地视为计划体制下只需服从的感恩者,而不是自主的个体、积极的学习主体和学校的真正主人。

然而,山不转水转。那种以为青年人必须这样、只能这样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次,没有人生观大讨论,许多青年学生逃离教室,走出校园,其实是在用脚投票,用另一种"参与"表达了他们的否定态度。这对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大学,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背叛"。一些大无畏的青年则用自主学习、自主创业的选择向世人证明,人生的路不止一条,成功之路并非注定在校园。信息时代、网络技术和市场化、学习化的社会环境,使得在大学之外的自我设计、自主学习,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可行性,其自我实现的空间和可能也是过去难以想象的。当然,这条路的风险和挑战,是循规蹈矩的校园生活无法比拟的,需要大得多的自信、生存能力和学习能力,少数先驱者的成功不是可以简单模仿的。

无论失望还是希望,背叛还是挑战,大学校园里的这种骚动是一种警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兆。天在变道也在变,我们需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新世纪之初,世界性的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已经惊涛拍岸。我们准备好了吗?

 

2002年1月21日于北京

苦涩的“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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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姗见面的那天,太阳象个火球挂在天上,空气燥热得彷佛一点就着。路边的树上,那些往日爱扯着嗓子嘶叫的蝉儿也热得失了声。我和王姗相约在学院路附近的一家酒吧见面。
这次见面缘于不久前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里讲述了一位大学生逃出大学的经历。没想到,稿子见报的当天我就接到了十几个电话,他们中,有在校的大学生,也有已走出大学的年轻人。有的向我诉说不喜欢所学专业的苦恼和茫然无措的彷徨,有的向我抱怨大学里,生活乏味、教材乏味,教师乏味。也有的向我打听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年轻人的电话及通信地址,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勇敢者,作出了他们想作而不敢作的选择,走了一条他们想走而不敢走的路。

在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不断接到类似的电话,并收到了一摞来自四面八方的信。

王姗没有给我打电话,她的信也姗姗来迟。

收到她写给我的信时,距离发表那篇文章已经一个多月了。那是一封字迹娟秀的信。信很简短,却一下抓住了我的心--

我是一名大二学生,提笔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

在世人眼里,在父母和亲友的眼里,我是一个幸运儿,我考上了我一直希望考上的这所名牌大学。可是2年来,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痛苦中,因为,我不喜欢我现在所学的专业,一点也不喜欢。开始,我也想培养自己对这门专业的兴趣,希望自己能喜欢上它,结果发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男人和女人,一个人如果对另一个人毫无感觉,强扭的瓜能甜吗?

可是,我每天仍必须面对这些令我憎恶的面孔--一本本教材和讲这些教材的老师。痛苦中,我选择了逃课,选择了沉沦,选择了玩世不恭,可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总在向我呼唤,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就这样毁了自己。我知道,如果这样下去,我也许连文凭也拿不到,即使拿到了文凭,走出大学校园的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又如何在社会立足?

写到这里,我的心又沉入了黑暗……

我很佩服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大学生,我也曾无数次地想逃出去,但是面对父母期望的目光,面对校园外那个复杂多变的社会,我缺乏象他那样的勇气和胆量。我正站在十字路口,很迷茫,也很恐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后面的两年时间如何度过。

给您写信,我并没有期望能得到您的回信,(在我的想象里,您每天都会收到许多来信,你不可能一封封回复,对吧?)我只是想倾诉,因为我心里实在太压抑,太痛苦。您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吗?告诉您吧,就是想当一名象您那样的记者。

谢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看这封信。

我的呼机号是:191XXXXXXXX

苦恼的叶子

2001年6月28日

第二天,我试着拨出了那个呼机号,并留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没想到一会儿她就给我来电话了:

"您好,我是叶子。"

"叶子,我看了你的信,知道你很苦恼,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聊聊。"

她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后说:"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如果您要写文章,请不要写我们学校的名字好吗?"

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正准备放下电话,她说:"我不叫叶子,我叫王姗。"

见面地点是王姗定的,那里离她学校不远。

当我裹着一股热浪走进那间酒吧时,发现靠窗的一张小桌旁已坐着一位女孩,虽然她背对着门,但我猜想那一定就是王姗了。

我径直走到那张小桌旁。女孩站起来笑了笑,说:"您是吴老师吧,我是王姗。"

面前的王姗,高挑个儿,肤色白皙,细眯眯的眼睛,笑起来象一弯月亮,很温柔,很妩媚。可是那天下午,我只见她笑过一次。

午后的酒吧很安静,厚厚的玻璃挡住了外面刺眼的阳光,也挡住了马路上的喧嚣和嘈杂。空调机将清凉的风徐徐地送过来,桌上的玫瑰散发着一股沁人的清香。我们要了杯冰镇可乐,她低垂着眼帘,用吸管轻轻地在杯中搅动着。

我们的交谈开始有点滞涩,后来才渐渐流畅起来。(未完待续)

交出了自己的理想和选择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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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服从调剂"一栏上签字后,我就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力

在父母眼里,我是个乖女孩。因为从小到大,我几乎没让他们操过心。上小学时,我
是老师宠爱,同学羡慕、嫉妒的好学生,小学毕业那年,一所省级重点中学招生,我轻轻松松地就考上了。

那时,我的理想是多彩的,也是多变的。上初一时认为医生救死扶伤很伟大,穿上白大褂也很神气,便想当医生。初二那年迷上了刘德华,成了追星族,又想做一夜成名的歌星。初三时,读了夏绿蒂姐妹的《简爱》和《呼啸的山庄》,便一心想当作家。一直到高一下学期我的理想才算定型。

那个学期开学不久,班上组织了一次班会,题目是"新闻幕后的故事",前来讲故事的是一位很有名的女记者。我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她所讲的那些亲身经历的故事,更是让我激动不已,我喜欢那种每天都有激情撞击的生活,喜欢那种具有冒险性和挑战性的工作。我讨厌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更讨厌死水一潭的生活。如果说过去的我,理想是孩子气的,是模糊的,摇摆不定的,那么,那天下午,那位女记者就象一支火把,照亮了我理想的隧道,我第一次严肃地思考理想和未来这个重大的问题,第一次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热爱的是什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在那天下午,我将做一名记者的理想装进了心里。

参加高考那年,我所在的省实行考前填报志愿。有人说高考靠实力,填志愿靠运气,因为即使考出了高分,如果志愿没填好,兴许也会落榜。每年都会有一些因志愿没填好而落榜的倒霉蛋为此而痛不欲生。所以,也有人说填报志愿是赌博,敢赌的人,要么赢得莫名其妙,要么输得精光。听说有一年,北大、清华在北京地区的最低录取分数线降到了400多分,原因是,此前一年,报考北大、清华的人多,将分数线拉高了,致使一些考得不错的人与两校无缘,不得不接受降低分数线被二流学校录取的命运。于是第二年,许多即使考了高分的人也不敢报考两校,他们宁愿选择一条稳妥的路。结果,一些仅考了400多分的考生竟轻轻松松地进了北大、清华。

填报志愿就好比扔手中的骰子,抛出去是六点还是一点,全凭运气。

说到这里,王姗一脸苦笑。

品味着王姗的苦笑,我想起了远在湖北孝感的一位女孩。在2001年的高考中,她考出了657分的好成绩,这个成绩,即使在多年来高考录取分数线居高不下的湖北省来说也是不多见的。她很自信地在第一志愿里填报了清华,第二志愿填报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后面几个志愿她都没填,因为她觉得根本就没必要填。

出乎意料地是,由于当年高考试卷难度系数降低,仅湖北一地,总分超过600分的考生就有近万人,清华在湖北地区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定在了660分,因3分之差,那女孩的档案没有能走进清华,而她所填报的第二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在第一志愿里就招满了,第二志愿根本就没看。结果,考了高分的她竟成了落榜生。

她的父亲,一位连县城都很少去的农民,焦急地拿着女儿的成绩赶了几百里路去了武汉,他费尽周折终于在这座大都市里找到了有关部门,可是招生计划已经完成,招生工作已近尾声,有关部门虽然深表同情却也爱莫能助。

我不知道那个农村女孩如今在哪里,是回校复读准备第二年再考,还是被贫穷拖回了那个需要她的家。

王姗轻轻的咳嗽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将我又拉回到夏日里的酒吧。

王姗说,考后填报志愿,仍有如此大的风险,考前填报志愿,风险就更大了。即使是成绩好的学生,也难保证自己上了考场就能发挥正常水平。有一年,我所在的那所重点中学就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一位学习成绩在全年级一直遥遥领先的同学,高考中意外失手,竟然连第一批重点线都没过,结果,他去了一所二类学校,其实按他的实力,他本可以去清华、去中国科技大。

我们填报志愿的时间是6月15日至16日。那两天,父亲、母亲和我将96年至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省招生录取统计资料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报考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大学。这是一所我心仪已久的大学,它的新闻专业也是在全国叫得响的。

我之所以敢报这所竞争性很强的大学,是因为我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在那所重点中学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年级前20名。

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新闻,后面几个志愿分别是汉语言文学、社会学等。总之,都是文科类专业。志愿表上,有"是否愿意服从调剂"一栏。我犹豫了,久久不敢下笔。因为在此之前,我听到了太多的带有悲剧性的故事。不喜欢学地理的被调剂到地理专业,不喜欢学数学的进了数学系,喜欢学生物的被调剂到机械制造系,喜欢法学专业的被调剂去学中国革命史。

可是我父亲坚持认为,应填上"愿意服从调剂",应该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这样就会多一份被录取的希望。他说,假如你前几个志愿都未被录取,如果不愿服从调剂,你的档案也许马上就会被抛给第二批院校,这就等于你与重点大学无缘。如果服从调剂,虽然专业不满意,可毕竟进了重点大学的大门。

父亲的话不无道理,可是我仍很犹豫。填报志愿的截止时间是16日下午6点。6点钟,在向老师交志愿表的最后一刻,我咬咬牙填上了"愿意服从调剂"几个字。那时,我心存侥幸,觉得那样倒楣的事不会在我身上发生。

可是没想到,这种倒楣的事还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是7月24日,当查分热线报出我的成绩是615分的时候,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紧紧地缠绕着我。虽然我的成绩比第一批文科重点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要高出几十分,但是我所报考的这所大学在省里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却一直徘徊在610分左右。

等待入学通知书的那段日子,是令人焦虑的,也是痛苦难熬的。

8月18日,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录取我的学校正是我填报的学校。可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马上就跌入了失望的深渊,因为我看到在录取专业一行写着:图书馆系。我的头一下就大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录取我的怎么会是图书馆系?虽然在那段等待的日子里,我也曾作过种种不好的假设,比如,如果不被新闻系录取,也许会去中文系,如果中文系不被录取,也许会去社会学系,可是从就没想到过会去与我的爱好风马牛不相及的图书馆系。

这时我才痛心疾首地认识到,我填写了"服从调剂",就等于交出了自己的意愿,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力。填写了"服从调剂",就不得不接受任人摆布的命运。

我的心被一种深深的失望笼罩着。当我的老师、同学和亲友兴奋地向我表示祝贺时,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父亲和母亲知道我的兴趣和爱好,也知道我想当一名记者,所以接到录取通知后他们也有一点遗憾,但是他们仍然很兴奋、很激动,因为他们的女儿考上的,毕竟是一所令许多人都羡慕不已的重点大学。

父母他们看重的也许是面子,是我给他们带来的骄傲,因为人们问起来,总会说"你女儿考进了哪所大学?"却很少有人问"学什么专业",何况,图书馆专业和新闻专业也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人会关心你的兴趣、你的爱好,没有人会关心你的理想。在千军万马仍在挤独木桥的现实中,能考上大学已是幸运了,能考上重点大学就更是幸运中的幸运。当大多数人还在以能上大学为第一目标时,个人的兴趣、爱好、理想便成了一种很奢侈的东西。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扼杀了多少人的梦想,埋没了多少人的兴趣和爱好啊!

我想起了父亲。父亲与汽车打了一辈子交道,先是在汽车厂做技术员,后来又做工程师,但是我知道他真正的爱好并不是这一行,他的理想是当飞行员。当年报考大学时,他填报的是北航,可那时候兴政治审查,父亲的舅舅在中国台湾,政审这一关没过。既然飞机开不了,那就去开汽车吧,于是父亲报考了汽车制造专业。

听母亲说,当年她怀上我的时候,父亲特希望是个男孩子,父亲说,要是个男孩子就让他去开飞机。

父亲在前几年就退休了,退休后的乐趣是收集航天航空方面的资料,已经剪贴了几大本。有时,看他戴着老花镜阅读那些资料的着迷劲儿,我就想,假如当年父亲学了他感兴趣的、喜欢的专业,他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他的成就要比今天大,他的人生要比今天更快乐。

拿到录取通知书虽然很失望,但是那时候,我仍抱有一丝幻想,因为我听别人说,有些学校允许学生入学后调换专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