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本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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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本朋友AD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经济起飞以前,由于营养不良他个儿矮,仅一米六三。“那是和我同年出生的日本男人的平均身高。”他说到此嘿嘿一笑,有点儿无奈,有点儿自嘲,好像他是幸存下来的日本现代化的史前动物。他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民家庭。上大专时开始学中文,说到自己的导师他满脸景仰,似乎让别人也分享这阳光雨露般的恩泽。在导师的指引下,他在大阪一家书店工作了几年,积攒下到北京留学的银两。做店员的记忆并不怎么愉快,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每天至少得鞠好几百个躬。”

在北京,他与自己的文化拉开距离。我能想像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混久了的那股子舒坦劲儿,可以迎风打哈欠,自由自在伸懒腰,穿着背心满大街溜达。从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后,他死活要留在北京。“一想到回日本每天要鞠那么多躬,我就怕。”他说。

说到日本人的鞠躬,我算服了。前几年去日本参加活动,我到哪儿都赶紧握手,就想免去鞠躬这一繁文缛节。可发现握了白握,日本人民握完手后退一步,然后深鞠躬。入乡随俗,我只好握完手再鞠躬,或先鞠躬后握手,后来索性放弃握手。鞠躬这门学问博大精深,其弯曲程度取决于社会等级贫富辈分性别等种种差异,且一次到位,不能找补。在日本,据说,某些公司在培训雇员时,准备可调节角度的三角型板架,仅鞠躬这一项就得苦练三个月。要不怎么成了魔症,若是在日本看见有人在电话亭边打电话边鞠躬,电话线另一头肯定是他的老板。

我跟AD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纱幕代替铁幕,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还有神秘感,正是这神秘感,造就了不少浪漫故事。在人大读书的晓阳正学日文,时不时组织郊游,把天真浪漫的日本留学生和好勇斗狠的中国老愤青往一块掺和,等于是让羊与狼共处。AD是人大一个日本留学生的老乡,也被捎了进来。先是草地上的交谊舞,野餐,赛歌,最后一道节目是诗朗诵。晓阳把一个胖乎乎的日本女留学生的诗结结巴巴翻成瘦瘦的中文,非逼着我当众朗诵,再把我那瘦瘦的诗翻成胖乎乎的日文。

那些漂亮潇洒聪明伶俐的纷纷从友谊的离心机被甩了出去,只有老实巴交的AD留下来,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宾。正赶上他手头拮据,积蓄快花完了,还得缴学费,于是比他穷十倍的我们发出了邀请。“只不过多添双筷子而已。”这句中国人的客套话撞上了个实诚的北海道农民,一到周末开饭,他一准儿出现在门口。

我们家还有另一位常客,是我前妻的中学同学的姐姐AL。她五大三粗,离婚携子,职业是在北京某公园游船部勾船。要说这活儿不易,要把那些等待靠岸的特别是满载爱情的小船勾回,得又稳又准才行。可她却怎么也无法为自己勾到这么一条船,难免心有戚戚焉。没有电话倒省事儿,她推门就进,一泡就是一天。那时诉苦就等于如今的心理治疗,区别是不仅免费还得管饭。于是AD与AL在我们家认识了,孤男寡女,难免有非分之想。

1982年初夏,我们带上AD与AL一起去白洋淀。白洋淀是保定地区的水乡,不少朋友在那儿插过队。从70年代初起,我们如闲云野鹤,常在那儿游荡。如今人去楼空,与当地农民兄弟的友情却依旧在。

当时对外国人来说,北京20公里以外就是禁区。好在北海道农民与河北农民外貌差别不大,再加上说中文穿旧衣服,买火车票又不查证件。在永定门火车站半夜排队上车时,我看到AD眼中火星般闪跃的惊恐。我拍拍他肩膀,问他是不是有点儿冷,他缩缩背攥紧拳头说是。对一个日本良民来说,这风险是大了点儿,一旦被发现有可能以间谍罪论处。

到了白洋淀,我才意识到形势严峻:白洋淀原是抗日根据地,打日本鬼子成了当地人聊天的永恒主题,AD的身份一旦暴露会有生命危险。好在老百姓没出过远门,我们把身材矮小口音浓重的AD说成是广东人,众人不疑。只有一次,给我们棹船的小三突然瞅着AD说:“我怎么越看你越像鬼子的翻译官?”把AD吓出一身冷汗。他会摔跤,在和当地小伙子比试时,那架势完全是日本式的——骑马蹲裆,用力时还发出嗨依嗨依的怪叫。好在年代久远,游击队的后代们已无从辨认。

我们落脚的大淀头村,是诗人芒克当年插队的地方。在瘸腿的阜生的安排下,我们白天棹船游泳,晚上喝酒聊天。白洋淀赶上百年不遇的大旱,加上污染,鱼越来越少,为了请客,渔民用一种所谓“绝户网”,把只有蜡笔那样大小的鱼捞上来,上百条还凑不够一海碗。连渔民都摇头叹气:“罪过啊罪过。”他们开始背井离乡,到天津等地打鱼维生。

晚上男女分睡在不同院落。我和AD睡在同一土炕上,入睡前东拉西扯。白洋淀让他想起北海道,他讲到母亲,讲到童年的贫困与孤寂。这种乡愁有点儿怪怪的:一个日本人在中国的抗日根据地思乡。

我得到了重要情报:北京勾船的看上了北海道这条船,非要勾走不可。于是当晚我找AD谈话,我说到人生的完整以及感情生活的必要,说到勾船与爱情属性的相似。只见他在暗中眉头紧锁,连连点头。不,是我的记忆有误,应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头天喝到很晚,宿醉未消,我提议出去走走。我和AD沿乡间小路来到淀边,远处芦苇随风起伏。据说我当时的一脸严肃把他吓坏了,于是这美好的愿望被一个遵纪守法的日本人解读成命令了。

从白洋淀归来,两人出双入对,AL喜上眉梢,AD呵呵傻笑。不久传来订婚的消息。谁成想节外生枝,这婚事遭到女方家里的强烈反对——原来她爷爷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父亲又是抗日游击队队长。这是世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根源。“朱丽叶”的父亲放话说:“嫁谁都行,打死也不能嫁日本人。”让北海道的罗密欧傻了眼,他又不会甜言蜜语,在“朱丽叶”家的床头盘腿呆坐,像一片茶叶那样无辜。这实诚的攻心术外加强势的日本电器,游击队长终于松了口。罗密欧与朱丽叶终于有了后现代的版本。

那年冬天,他们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摆了两桌喜宴,除了亲朋好友,还有AD打工的日本公司的老板。上桌的两瓶“四特酒”估摸是中国的首批假酒,不一会儿来宾全都酩酊大醉。日本老板摇摇晃晃到别的桌跟陌生人敬酒,扯着嗓子高吼日本民歌。我跟小淀对饮,后来才知道他两天没爬起来。我嘛,骑车回家路过中南海,大骂执勤警察,人家挥挥白手套,没跟一个业余酒鬼计较。

1983年夏天,我的朋友、瑞典使馆文化专员安妮卡要去北海道度假,我把她介绍给AD,他又把北海道的亲人介绍给她。旅游归来,安妮卡讲述了北海道风景之优美,民风之淳朴。语言不通,她和AD的亲人交流有问题,但为热情好客所感动。“他们让我想起瑞典北方的农民。”安妮卡说。

AD在一家日本大公司当了多年临时工,跑腿的干活。后来到东京总部培训后转了正,据说正式雇用像他这样一个非技术非管理科班出身的,在全公司是破了先例的。他从最底层一级一级往上爬,不到七年工夫,成了该公司驻北京总代表。他的升迁,据说不仅由于他为人厚道可靠,更主要的是他深谙中国人的文化密码,通人情知“猫腻”,办事麻利,连中国的高官都特别喜欢他。他搬进高级公寓,有了私人司机,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出。

说到中国人的文化密码,这事非得靠自己悟。他在北京语言学院读书时,专程去重庆度假。按照日本习惯,他事先研究导游手册,通过旅行社订好当地最高级的旅店 ——人民宾馆,包括桑拿浴等高档服务。我也在那儿住过,远看像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近看像土地庙,是地方官员对中央最高权力既敬畏又嫉恨的扭曲象征。

为了和中国人民打成一片,他身穿褪色中山服,剃了个小平头,兴致勃勃地上路。刚下火车,就看见有人高举着“人民旅馆”的牌子在吆喝。他稀里糊涂地跟别的客人上了平板三轮车,转弯抹角,被拉到火车站附近一个小巷里。灯火通明处,进门登记,被安置在一排通铺上。他躺下,找出旅游手册,纳闷,环顾四周,终于找到服务员。“同志,请问桑拿浴在哪儿?”“什么桑拿浴?”人家白了他一眼。他拿出预订单和旅游手册。原来是把“人民宾馆”与“人民旅馆”弄混了,这是一家白天洗澡晚上出租床位的公共澡堂。第二天他赶到人民宾馆,刚进大门就被两个人高马大的保安给架了出来:“臭要饭的,这地方是你来的吗?”他一边蹬腿一边高叫:“我,我是日本人!我订好了房间!”直到他掏出日本护照,保安才放了他,并向他道歉。

讲到这故事的结尾处,他酸楚一笑。一个来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小人物,由于对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向往而学习另一种语言……要是单单用钱说话,这语言他懂。他平步青云后只有一个爱好:打高尔夫球。那是多么孤独的运动,挥杆赶路的全部努力就是把一个小白球送进若干小洞里。然而这一身份标志在中国是不言自明的,所有服务员对他毕恭毕敬。

AD怕老婆是出了名的,在公司传为佳话。要说怕老婆不是坏事,就怕不给面子。他在北京应酬多,每逢醉倒,由司机和下属抬回家,老婆拒绝开门,他只好在走廊忍一宿,头枕穿堂风,身盖明月清辉。

他们两口子的亲生儿子,和我女儿一起长大,一起上同一所中学。我女儿转述了他儿子讲的一段轶事。他们全家外出度假时,有一天儿子回到旅馆房间,从门外听见他爸正大声斥责他妈,势如排山倒海,夹杂着噼里啪啦的抽打声。儿子心想,我爸还反了,竟如此胆大妄为。一进屋才恍然大悟,他妈根本不在场,他爸暴打的只不过是个皮沙发。

据说很多年来AD都不肯原谅我,因为白洋淀那番谈话。可人生此一时彼一时,要说当年一个中国勾船的女人,怎么就配不上一个日本农民、店员和穷学生呢?即使不提门当户对,那也是两情相悦。

2001年冬天,我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见到AD和他家人。我们在一间川菜馆共进晚餐后,到他家小坐。要说他倒不怎么显老,只有鬓角花白。那天晚上他话很少,显得矜持。我两杯白酒下肚,晕乎乎,有点儿动情。我忽然想跟他一起去北海道,看看他生长的地方,追溯他的童年;忽然想穿过20年岁月的重重迷雾,回到那个白洋淀的早晨。在芦苇随风起伏的岸边,也许我该说点儿别的,比如,“如果你是条船,漂泊就是你的命运,可别靠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