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故事:亡命酷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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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境内。

1942年12月,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军队的前线被突破,在铺天盖地的暴风雪和冰封雪锁的严冬之中,在苏联军队不断的打击之下,他们开始了毁灭性的大撤退。就在一个灰蒙蒙的早晨,覆盖着大雪的平原上移动着一支黑压压的、没完没了的人流。这一带没有村落,没有庄院,只在小小的斜坡上立着一个光秃秃的灌木丛。这支被苏联坦克群粉碎了的意德败军已走了好几天了。他们才冲出一个包围圈,马上又落入了另一个包围圈。为了逃生,他们不断地变换着方向,一直向西方逃窜。他们已无力作战,只要能苟延残喘,他们什么都舍得。

就在他们之中,有两个意大利士兵离开了自己的队伍,单独逃命。他们是体格健壮的格培和瘦小黝黑的山乃。他俩胡子满脸,军服褴褛,这时正在公路边疲惫地走着。山乃问:“你累不累?”格培说:“不,我还能走好久。不瞒你说,我还当过竞走冠军呢。你呢?你行吗?”山乃回答说:“我们撤丁人全是些打猎出身的,三百五百里山路是不在话下的。

要不是这该死的大寒天,原不会当一码事……”喇叭响处,有几辆载重车超过了他们。车厢椅子上坐着他们的同队战士阿马立,膝头上搁着一只小包,他是付了钱才搭上德军的军车的,可惜山乃和格培身无分文。夜里,他们来到了一处一无村民的村落。像样点的草棚土房早被德军占据了。他们十分霸道,说什么也不肯给他两个让出一席之地。他们没奈何,只好在村前村后转了个把小时,总算在村边找到了一间土屋。

这屋子紧贴着满盖积雪的小丘。格培取出电筒来照照,发现搁板上有一盏缺罩的煤油灯,山乃将灯点上了。两个人满屋子的找,屋顶床下全找遍了,就是找不到一点可以填肚子的东西。最后,山乃终于在地板里发现了一个舱口。他们大喜过望,打开舱口爬了下去,发现地窖里有一木桶腌黄瓜。两个人捧了十来条冰黄瓜,在桌边坐下来,开始嚼黄瓜充饥。突然,格培开口说:“山乃,你我老朋友了,我实话实说,我已考虑了很久,咱们这样堂而皇之地走大路,迟早会送命的。一路上俄国人机枪扫,炸弹炸,坦克碾,一帮人休想活着出去。

咱俩还是钻进树林子单独走吧,这样跑要容易些……我有个指南针,咱们准冲得出去。”山乃问:“往后怎么办?”格培说:“什么叫怎么办?回到自己人那里去呗。”山乃一撇嘴说:“这怎么成?那会让我们洗个澡、剃个头、换套衣服,又撵我们到前线来打俄国人的。不,格培,我是受够了,让这场战争去见墨索里尼的鬼吧!我既不想跟你走,也不随部队撤退,我只想躺在这个地窖里,等到俄国人来了,就双手一举当个俘虏。我已打听明白,他们是不枪毙俘虏的——”格培沉思了好一阵,叹了口气,说:“不成,山乃,我干不了。

我这人生性酷爱自由,最怕的是当俘虏。要是我冲了出去,我会力争回意大利去的。”山乃说:“人各有志,祝你一路平安!到了家你就按地址到我家去一趟,叫我家里人等着我,等仗一打完我准回家。”他打口袋里掏出一叠照片来,从中取出一张,写了几个字,递给了他。这是山乃的妻子及他的三个孩子的照片。第二天一早,格培肩上背一只装食品的背囊,皮带上挂着一水壶的葡萄酒,独自一个上了路。他挑了条林间小道,不慌不忙地大步走着,间或看一眼手里的指南针。早晨的严寒,凛冽异常,但是阳光灿烂,阳光从树枝间透了过来,照得白雪十分的刺目耀眼。他心里很轻松,甚至哼起了那只俄国人嘲讽意大利人的小曲子来。

突然,前面传来一阵响声。他站下来静静地听。这是吃了败仗的意大利军队撤退时的声音——饭盒子跟皮带扣子磕碰时的铿锵声。格培皱了皱眉头,他对了一下指南针,拐弯走向森林的深处。他越过了多刺的灌木丛,刺儿撕烂了他的外衣,树枝抓伤了他的头脸和皮肤,败军似乎还在近处。走到傍晚时光,天已变得彤云密布,太阳早不见了,四周是一片没精打采和惶惶不安。格培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他两脚冻僵,寒冷侵入到了他的手套里边,他手指通红,在阵阵痉挛,双眼生疼,还在不断地流泪。

猛的,他听见一阵飞得极低的飞机的吼叫声,一些庞大黑色的铁家伙从小山背后霍然冲出。格培赶忙扑倒在地。他抬起头来看看天空,飞机的两翼上赫然印着大红星。接着传来了机枪射击声和炸弹爆炸声。格培紧贴在雪地里,好不容易才静下心来。这时,夜幕已渐渐地拉上了。格培慢慢地爬起来。他不敢进村,屡屡回头四顾,期望能找到一个草棚或者草堆,可是没有。突然,他看见谷地里有一辆打坏了的德国坦克停着,上面覆盖着厚雪,炮口搭拉得像一条大象的鼻子。格培急忙向坦克走去。

坦克的塔身已被打穿,顶盖也损坏了,格培轻轻拍拍铁甲。爬上了塔台,小心翼翼地爬进半暗不明的坦克里,落下到司机的座位上。他放下背囊,“打算吃一点东西充饥。突然,他打了一个哆嗦,他听见背后有什么在动。不对,坦克里面还有一个人哪!格培猛的转过身去,用电筒照了照,只见一个女人背靠着钢壁坐着。这女人还相当的年轻,头发呈火红色,身穿毛领子大衣,肩披一块羊毛头巾。格培问:“喂,你是什么人?在这里干吗?”这女人动了动,反问道:“你是德国人吗?”格培道:“我是意大利人。”

这女人轻松地吁了口气,说:“噢,谢天谢地!我最怕你是个苏联人,苏联人会要了我的命的。”她说,她是个苏联人叫索菲亚,为德国人干过事,还嫁给了一个德国少校,可现在这个德国家伙扔下她溜掉了。”她哭着说:“现在,苏联人就要回来了,到时候,女人们会把我撕成一块一块的……”她绝望地哀哀哭着。格培对她说的俄语不全明白,可多少也懂得她的意思,格培叽哩咕噜着安慰了她几句,然后拿出水壶来递给她,索菲亚抹干了眼泪,抽泣了几下,接过水壶,喝了两三口。

她解开边上的袋子,割了点猪油递给格培,苍茫的夜色透过顶盖和钢板上的窟窿,射了进来。索菲亚喃喃地说:“你带着我走好吗?……我以前是个寡妇,家里一个亲人也没有了……”她又哭了起来。格培听说她认识路,想利用她来为自己带路,就答应带她一起走。第二天一早,暴风雪越来越猛。旋风把周围的一切全遮掩掉了。格培和索菲亚两个吃力地在深雪地蹒跚而行。格培走在前面,时不时地从衣袋里掏出指南针来校正方向:索菲亚则费力地拖着步子向前走,她已经精疲力竭。最后,索菲亚终于叫了起来:“你等一等,格培,咱们歇会儿吧!我再也走不动了。”她一屁股在雪地上坐了下来。

格培已在后悔带她同行了,他回过身来,恶狠狠他说:“村子在哪儿呀?你不是说村子就在下远的地方吗?”索菲亚最怕他扔下她,她央求道:“快了,快了……马上就到。”格培着急地说:“那么快走!”他自顾自走了。索菲亚只好硬撑着跟上他。谁知,走不到10米路,风里传来了说话声,格培连忙一把推倒索菲亚,两个人一起卧倒在雪地里。忽然,一队穿白衣的人无声无息地滑了过来,这是一队苏联的滑雪兵,他们嗖嗖嗖飞驰而过,拐了一个弯,又消失在风雪之中。格培跳了起来,扶起索菲亚,然后两个人又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雪地中。猛的,格培站了下来,开始摸索口袋。“见鬼!指南针不见了……指甫针上哪里去了?”他们回到刚才卧倒的地方,挖开雪来寻找,可是任凭怎么找,也没找到。他又回到索菲亚坐过的地方去寻,但是还是没有。格培骤然爆发出了一阵狂怒:“都是你,硬要同我一块儿走,还者歇脚……现在,我丢了指南针,往后的路叫我怎么走?你说村子就到了,它在哪里?”索菲亚倒在雪地里哭起来,说:“别丢下我……我不是本地人,我也不认识路……”格培这才清醒过来,这女人对他来说已是一个累赘。他站着,呆呆地瞧着她。

突然,他温柔地说:“好了,别哭了,别哭了!……我回去找,就来!”说着,他走了,过了好一阵,索菲亚停止了嚼位,站起来寻格培,这才发现他早走得无影无踪了,直气得她绝望地破口大骂:“你这个该死的下流坯!你自己就会像一条狗一样死去的!”绝望中,她垂下了头,哭着在雪地上坐下来。暴风将一捧又一捧的大雪朝她兜头撒去。两天过去了,这场吓人的暴风雪终于停止了。格培正在树林中走着,士别三日,这个意大利人已变得面目全非了:他满脸胡子,全身冻僵,一领破破烂烂的大衣肮里肮脏的,脚上缠着破布。他走路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地生气勃勃。一脸的阴沉和忧郁。捎带的粮食已接近完结,当他坐下来摸索背囊时,好半天才摸到最后的两块干饼来。他掰下半块,将其余的依然藏好。

他只好轻轻地咬那么一点,咀嚼很久,借此竭力地来延长这份吃东西时的快乐;然后将水壶在耳边摇摇,极其小心地啜了一小口。突然,远处又传来熟悉的饭盒磕碰扣子的铿锵声,这是意大利败军在撤退,这回,他已不再感到讨厌,相反,他甚至于想马上看到那些倒霉的老伙伴们。他朝这个方向走去。爬上小山丘,他看见曲曲弯弯穿过谷地的道路上,一长串黑压压的人影在缓缓移动。这时的意军已变得稀稀落落,伤员和死人在雪地上留下斑斑暗淡的痕迹……格培坐在萧疏灌木丛里,贪婪地瞧着部队的后影。

猛的,背后传来一声高叫,他回过头去,只见小山的山脊上,站着一群哥萨克骑兵。他们头戴平顶支帽,脚踩黑色毡靴。他们从刀鞘里拔出马刀,举刀在头上盘旋着,从马鞍上站起来,高喊道:“正是他们!杀这帮坏蛋!乌啦!”骑兵们风一般从山上冲下去,毡靴就如黑色的翅膀,刀光闪闪,巨雷似的“乌啦”声在小山间滚动。格培赶紧仆倒在地冒充尸体。他偷眼朝前望去,只见意军吓成一团,他们在田野里乱逃一气,胡乱地打枪。黄昏时分,格培踅进了村子边的一个板棚里,www.feiyu2.com,角上有一大堆芦桔,他像一只田鼠似的一个劲儿地往里钻。他静静地躺着听着。原来这里驻扎着一支苏联军队,他们在为他们的胜利狂欢,又在为自己的亲人道德寇的杀戮而咬牙切齿。格培吓得抖颤颤地,生怕一被他们发觉,他就会没命。第二天天没亮,他悄没声儿地爬出去,上路了。这一路正是败军部队走过的,一路上满是身穿德军和意军眼的尸体。走着走着,他已没了劲儿,就在一个结了冰的硬邦邦的士兵尸体上坐下来,取出水壶。现在水壶里已一无所有,他只是贪婪地久久闻着这里面的酒味儿。

他掏出最后的半个干饼,掰了极小极小的一块,缓缓地咀嚼着,好一会,他重又站起来想走。倏地,一个说意大利话的声音在叫他:“喂,俄国人,看在老天面上,帮我一把!”这是一个躺在雪地里的伤兵在叫,他的全身已被雪覆盖了。格培走了上去。这个伤兵说:“喂,俄国猪猡,帮个忙!”格培生气地说:“只有你才是猪猡,我可是个比你更意大利的意大利人。”伤兵道:“唷,这么说来,咱们是老乡。看在老天面上,你帮我一把。我受了伤,冻僵了。”格培撕开他的裤脚管,从里面露出一条发黑的腿来。伤兵痛得骂骂咧咧的,格培塞了根香烟在他的嘴里,又撕下衬衫为他简单包扎了一下,说:“再见了,我得开路了!”伤兵惊恐地盯着他,说:“你不能走,你得带上我。兄弟,你我都是军人,又说着同一种语言……”格培冷酷地说:“这话没错,咱们同一血统,是兄弟,可我如果带上你,我会马上失去最后的一点力气的。要不了两天,你我就得双双倒下。我不于这种蠢事。”伤兵哭了起来,央求他。

格培将最后三根香烟取出来,递了两根给他,说:“这是我所能留下的,吃的连我自己也没了。”伤兵知道没了希望,恶狠狠地说:“你滚吧,滚到意大利去死好了。不过,要是真的被你走到了,见到了逼我们上这儿来的那帮混蛋,就替我在他们的狗脸上揍一拳。”格培耸耸肩膀,头也不回地走了。后面传来那个伤兵的骂声:“你把他们这帮畜生全吊死!扒了他们的皮,伙计!”格培不理他,头也下回地走了。第二天,当他在路上行走时,凛冽的风钻进了他那破旧的大衣,刺痛了他的皮肤,刺得他浑身冰凉。

忽然他发现有一个单人的身影在移动,他加快步子,追了上去。这是一个手拄拐杖的老农民。当走到十字路口时,那个农民也看到了格培。他眯起眼,仔细地看了看他,鞠了一个躬,说:“你好啊!”格培已饿得不行,只是结结巴巴地用他生硬的俄语说:“吃的……喝的……”老农民摊开双手,说:“没有,先生,喏,那边有,不远,才两公里左右。咱们一起去,我去多少给你弄一点来。”他指指遥远的地方,做手势邀格培一起走。这个老农民长着一把灰胡子,白眉毛蓬蓬松松的,不过身板倒挺结实。他头戴一顶皮向外翻的兔皮帽子,身穿一领半新不旧的羊皮袄。天寒地冻的,严寒刺骨,格培对这件短皮袄很动心,穿着它准暖和。他边跟着他走,边回头向四下打量了一下,谷地里空无一人。他的手伸到军大衣的下面。那边皮带里挂着一把匕首。老农民回过头来笑了一笑,说:“咱们马上就到,你去吃一些……”说着,他又转过身去。格培抽出匕首,一个箭步赶上老农民,在他背上用力一刀戳进去。

刀很锋利,老农民叹了一口气,就俯伏着倒了下去,格培用野兽一般的目光向四周看了一圈,然后急忙扑在老农民身上,三下五除二扒下了那短皮袄和皮帽,喘着气,往后就跑。当他跑到一个灌木丛时,他三下两下脱掉自己的军大衣,换上羊皮袄,接着把军大衣埋进雪地。格培又上路了,这回,他已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穿着古怪的人,他身穿羊皮袄,鞋缠破布,头戴毛茸茸的皮帽。他已软弱无力,搭拉着脑袋,一步一拖地。

猛的,他的面前出现了三个苏联军官,其中有个名叫茹可夫的,他的全家死于德寇之手。格培也见到了他们,要逃,已不可能——到处是一片开阔的田野,第一颗子弹就能追上他。其中一个苏联军官马上认出来了,他说:“是德国人!一个逃出来的德国鬼子!只是这件短皮袄是我们人的,别是偷来的吧!”茹可夫一见到德国人就怒火中烧,他掏出手枪,大踏步走了上去。格培一动不动地站着,默默地看着他,他明白,向他过来的是死神。茹可夫突然站住了,做了一个手势,命令道:“喂,过来,你这个法西斯坏蛋!过来!”格培梦游似拖着步子,眼睛不离茹可夫,他可怜巴巴地,满脸沮丧,把脑袋缩进肩膀里,活像是一条打慌了的狗走近主子前面去舔主人的手。

突然,他灵机一动,用痉挛的手指从皮袄口袋里掏出一支口琴放在唇边,吹起《国际歌》来。茹可夫咬着牙齿恶狠狠地说:“你这个希特勒的恶棍!”格培急忙分辩说:“不是希特勒……不!是意大利!”茹可夫好生奇怪:“你是意大利人?”格培立即回答:“是的,是的,意大利,不是法西斯!不是墨索里尼……是工作的……”茹可夫疲惫地看看他,格培突然记起了一个救命的单词来,“难民!有家……”他艰难地把痉挛的手指伸到皮袄底下,在那儿掏了很久,掏出那张山乃交给他的照片来,递给这个苏联军官看。茹可夫接过来,大声地读着背后的字:“山乃……福兰钦珂……沙尔基尼亚……”他翻到正面,盯着山乃的妻子和这三个孩子,看了一阵,想起自己被杀的妻儿,他的心肠软了下来。

他把照片还给他,脸上已不再有仇恨和蔑视,只留下极大的同情心。他突然问道:“你打算怎么样,意大利人?大概你饿了吧?想抽一支吧?”最后那个词儿格培听懂了,他忙鸡啄米似的点头,边说:“是的,是的,抽烟……抽烟……”茹可夫掏出烟盒,打开了,递给他。那里有一些烟丝和几片报纸。格培冻僵的手指几次抓不起纸来。茹可夫将手枪别好了,亲自倒了些烟丝在纸上,舔一下烟纸,卷上了,塞在他嘴里,然后划着了一根火柴。格培深深吸了一口。因为味儿特别的凶,他痉挛地咳嗽起来。茹可夫将手一挥,说:“走吧,上那边俘虏营去,趁身体还支撑得住,快点去!”格培咬着烟,急急忙忙走了。他几次回过头来,看茹可夫有没有从背后朝他开枪。两个同伴等着茹可夫。

他说:“唉,我下不了手,有孩子来着!人总是人嘛……走吧!”且说格培逃过了这一生死关,竭力想走得远一点,只是他的体力已将耗尽。他的两只脚已成了两团结成冰棍的、破破烂烂的布团儿,一会儿陷入雪地,一会儿站住不动。他整个儿身子移动得够缓慢的。急速的狂风呼啸着。他的那双脚已整个儿发沉,拒绝再为它的上身服务了。他已蹒跚了有整整一个昼夜,冻得全身发木,饿得要死,在铺天盖地的暴风雪中,他终于笨重地倒了下来。他半死不活地躺着,积蓄着力气。这时风声送来了他们意大利败军撤退时熟悉的铿锵声。格培急急忙忙撑起身来,踩着深雪,扒上了小山的山坡,登上了山顶,他想向他们呼救。可是,这声音突然消失了,山下白蒙蒙的一片,什么也没有。

他重又倒了来,觉得这只是一种临死前的幻觉。有那么一阵子,他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倏的,又一个幻觉出现了:他听到可怕的轰鸣声。这声音是多么分明呀,莫非,他已经疯了?格培回过头来,猛的看见一辆接着一辆的坦克,冲过暴风雪开了过来。这是俄国T—34型坦克。有坦克准有人,他得赶快,让他们抓去当俘虏吧,要送西伯利亚,要服苦役,都行,这样,他兴许会有一条命;这样,他也许能弄到点吃的,能烤烤身子,能看到一张人的脸,只要能离开这荒无人烟的草原!他竭尽最后的力气向前跑去。在盖满了谷地的深雪里,他一脚高一脚低地跑着。他跌倒了,挣扎着又爬起来,声嘶力竭地喊:“俄国人!……俘虏……俘虏……”可是马达吼得震天动地的,坦克兵丝毫没有听到他的叫喊。最后的一辆坦克,在离他不远处开了过去。当格培跑到为坦克所碾平的犁沟时,坦克已经消失。

他追了几步,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这一回,他自己也搞不清呆了多少时候,终于,他又清醒过来,从绝望中站起来,缓缓地沿着这条被坦克翻得松软的雪路上走去。那儿有一件什么东西影影绰绰地,格培紧张地盯着看,啊,是一匹马。它沮丧地站在雪地上,大概是受了伤,被扔在野外了。马,这意味着是肉,能救人一命!他想起了他杀死农民的那把地道的军用匕首。格培一下来了精神。他抽出匕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靠近这头畜牲。这马皮包骨头,瘦骨鳞峋,看这副模样,就像它也是奄奄一息了。可是它的那双暗淡的大眼睛,却一直监视着这个不怀好意的人。当格培去抓它鬃毛的那一刹间,它倏的一跳,跑开几步,退到一边。格培恶毒地骂了一句,又偷偷摸过去,于是,又重演了刚才那一幕。

他们俩——一个人和一匹马——就这样进行着生死搏斗,对于死神临近的恐惧,促使他们拼出了最后的一点力气。终于,格培被逼只好停下来歇一忽儿,他沉重地喘息着,只觉得天旋地转,力气已经离开了他。突然,马儿重重地蹦了几下,就消失在茫茫雪雾之中了。格培的希望已随马儿奔走了,匕首从他的手中滑落到雪地上。他转过身来,想再去寻找坦克碾过的车辙——沿着它,他还能走到村子里去,可惜,车辙不见了,他追马跑岔了路。他已迷失了方向。眼前的一切都在飞舞。这个意大利人倒下去,爬起来,又倒下去,在暴风雪的旋风中跌跌撞撞。突然,他被绊在一具尸体上了。死者坐着,上身稍稍有些前倾,全身已被厚雪所覆盖,冰得硬邦邦的像座雕像。格培拂掉了死者头上的雪,看见外衣和一头火红色的头发,再拂两下,脸露出来了,她,正是索菲亚,也就是几天前他将她留在暴风雪中的那个女人。格培惊骇得向后直躲,这意味着,他可能又回到了他丢弃她的那个地方,他跑啊跑,在未跌倒之前,在雪地里脚高脚低地跑,终于精疲力竭,他倒在雪地上了。

后来,他在雪地里扒了一个洞,爬了进去,将身子缩成一团,合上了眼睛。儿时的回忆一幕又一幕地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他看见自己还很小,他看见母亲在温柔地抚摸他;他看见自己在竟走,获得了冠军,人们在欢呼,高叫他的名字……他的心头充满了胜利、骄傲的幸福感,一个微笑渐渐儿在格培长满黑髯的脸上凝固了。雪花落在他的嘴唇上已经不再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