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其中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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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是一个最民主最自由的社会。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既是劳动者,又是艺术家和政治家。他们日常生活的劳动,主要是到地中海上去捕鱼、抢劫往西欧去的阿拉伯人装香料的商船、养羊、酿造葡萄酒,等等。由于它的周围更多是些裸露的岩石,所以,从事农耕的人不多。碰上了捕捞和抢劫运气不好的日子,他们就聚在一起比赛朗诵诗歌,或者从事政治活动,比如,搞民主选举,到“泛希腊集会”上去发表政治演说,说得好的,还可以被选举到“五百人议事会”中去参政议政。反正它的公民们都享有极大的教育、劳动、参政的自由。

那真是一个“黄金时代”啊!我一度对代表这个“黄金时代”的雅典精神羡慕得要死,心里想,要是自己能生活在那个雅典时代就好了。但是,它的可疑之处随即就现出了原形。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雅典城邦最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就是被城邦的民主机器,即“五百人议事会”,以281∶220的投票结果判处了死刑(饮毒药)。“苏格拉底之死”,成了人类文明早期最大的悲剧事件之一。那个“黄金时代”的神话破产了!

1967年,《巴黎评论》的记者采访著名作家纳博科夫时问:你愿意生活在什么时代?纳博科夫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废话,比如未来的飞机最好是无声的、空气要新鲜;回忆自己过去舒适的生活,又深又大的浴盆等等,但只字未提他生活在其中的时代。毫无疑问,他不愿意认真地回答这种令人尴尬的、实质上没有选择性可言的问题,也不愿意跟板着面孔的“历史”开什么玩笑。我知道,这位作家本质上是一位带有虚无色彩的自由主义者。

当然,也有许多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选择了一个更美好的时代来作为对现时代的批判,马克思就构想了一个属于未来的“黄金时代”,作为批判资本主义时代的根据:未来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异化的自由世界,劳动将会成为一种美的享受。好是好,可是我生也有涯,怕是等不到那一天。

而中国的先哲老子则属于另一种形态的、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他对身处其中的现实极端地厌恶,认为过去才是一个“黄金时代”,后来文明的历史是一代不如一代,堕落得不成体统了。要回去是不可能的,除非人类放弃那点小聪明、小机巧,大家都变得傻起来,那还有点希望。我现在深信不疑地认为,老子也是为了骂现在,才把过去说得天花乱坠。

“时代”就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对它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圈套。当我们已经发现了历史话语的阴险之处时,还有什么可选择性呢?于是,我们只好站在虚构这一边了,虚构就是逃避历史时间,而去构想一个更自由的、虚幻的时间。但是,站在虚构这一边有什么好说的呢?还不如去写小说。

现在我就要告诉你们我的选择了:我哪里也不愿意去,我就选择我身处其中的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我爱它。